彝族诺苏语境中的“哦尼”文化

“哦尼”是一个彝族诺苏语境下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核心词汇,它以其深刻的内涵意义规范着彝族个人及群体的行为,同时它将个体、家支与诺苏群体的荣誉感与耻感粘合起来,成为诺苏整体形象的代名词以及理解诺苏社会的关键概念,对它的解读能为民族性格形成的内生动力问题提供一个探讨的新角度.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     

民族精神气质的历史性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兼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优化问题

民族精神气质的历史性及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兼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优化问题周安伯一所谓民族精神气质，即一个民族共同的基本的精神素质，因此也可以简称为民族气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称之为“民族性格”。纵观古今，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师范人格”及其塑造

“师范人格”是教师这一特殊职业所应具有的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性格修养及规范的行为方式。但是,传统人格的桎梏引起了“师范人格”的种种失落,现实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使“师范人格”的塑造产生种种误导。本文从揭示“师范人格”的现代意义入手,针对当代师范院校学生“师范人格”的失落与误导,进一步指明了“师范人格”塑造的前提、基础、关键和保障。     

应该从整体性上理解民族性格

<正> 一年前,我在《从勇敢、傈悍说起——谈民族性格》(以下简称《说起》)一文中,就怎样理解民族性格,对目前我国学术界,文艺界普遍流行的“因素论”观点(比如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是勇敢、傈悍、粗犷……等因素的总合)提出了质疑,从反面提出了问题。现在我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民族性格是一个由民族心理诸因素按照一定规律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系统,民族性格的独特性只有从民族性格系统的整体性上才能表现出来,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性格只有从整体性上才能区别开来,也就是说,首先应该是从整体上来理解民族性格。     

城市艺术中的英雄

古典叙事艺术传统中，故事的主人公只能是“英雄”，即具有显赫地位、行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但当叙事艺术通过市民戏剧、话本、小说等形式进入到都市市民的艺术生活中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叙事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变化。市民文学中的小人物与古典叙事中的英雄相比，重要的差别在于他们的性格和行动失去了重大的意义。城市文化越是发展，个人行为的意义就越是萎缩。在现代的大都市里，对社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个人行为的可能牲。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的无能为力状态在市民艺术所塑造的形象中却反转了过来。当代的通俗叙事艺术中常常可以看到“英雄”式的主人公，这种“英雄”的意义与我们所知的现实世界的意义关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现代人寻求庇护的幻想。     

从法律的起源与运行方式看民族习惯法的重要作用

从法律的起源与运行方式看民族习惯法的重要作用田成有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汽渐养成了一些共同的行为模式或行为标准，这种许多人在特定的共同体中通过实践共信共行的规范就是习惯。一个国家的民族习惯或习惯法对国家法的产生、法律的实践运行影响非常直接、重...     

法律移植视域下的翻译策略

策略是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佳途径,法律移植是跨文化、跨语言、跨法域的法律规则迁移,是广义的立法活动,往往通过翻译途径实现。文化决定法律规则的意义,法律移植视域下的法律翻译是文化翻译,不是语言翻译。要成功实现法律移植的目标,译者需要发挥共同立法者的作用,以学术研究式的方法理解、判断、阐释、表达文本意义,要通过语境化的方法提供充分详实的文化语境信息,以保证立法者准确理解文本意义,做出科学的分析、判断。"丰厚翻译"策略能够解决意义传达中的疑难问题,彰显不同法律文化的异同,传达深厚的文化思想,有利于译者的职业发展。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历史主义的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本文提出 ,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 ,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 ,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 ,本文认为 ,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 ,在“当下”社会共识的建立中寻找、追求 ,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     

法律行为是当事人之间的立法行为

法律行为是对具体法律行为即契约和遗嘱的抽象,依据意思自治的原则而具有约束力。根据形式、内容和效力上与法律的共性,可以称之为“立法”,二者的差异又把它限定在当事人之间。民事交往从思想和物质的角度可以分为民事关系的制定和履行两个阶段。法律行为就是前者,它的直接后果是民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这样理解才能破解“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的错误理解。     

从加达默尔的"游戏说"看文学意义的发展规律

当代哲学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认为 ,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 ,不是游戏中的人 ,而是游戏本身。它作为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 ,是一个不断往返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游戏不仅实现了自我更新与变异 ,而且它还能使其自身作为一个意义整体被反复地去表现与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文学意义的发展规律来讲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作用。事实上 ,文学也同样是在不断的意义变异中实现自身统一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和存在的扩充的 ,因此可以说 ,作品的存在作为一个意义整体 ,已经超越了每一次阐释活动的特殊性而具有了一种普遍性。这就是艺术真理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变”与“不变”的意义辩证法 ,同时也是加达默尔“游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基督教与中国宗教近世性格转型初探

宗教对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基督教和中国宗教在近世出现的性格转型，对中西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将“天职观”与“禁欲主义”相结合，产生出一种蕴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观念；而中国近世以来，儒、佛、道三教互动发展，也产生出了有入世性格的宗教精神。然而这两种具有入世性格的宗教观念又因其宗教理念上的差异性，影响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模式。     

二十年代乡土小说风俗描写一瞥

风俗通常指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每个人“从他出生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与行为”①。从理论上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风俗包含着互相对立的矛盾双重性。它实际就是弗洛伊德与莱格说的“集体无意识”，它规约铸就着这个民族的性格。风俗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今天所讲的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改造社会、移风易俗，即是针对这两个方面而言的。自近代以来，一批先觉者从外族侵海的屈辱中，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中某些落后的成份。在承认异质文明的同时，开始建立起由…     

道家与中华民族柔弱不争的思想

柔弱不争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所倡导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民族的心理性格,如何评价这一思想及其影响,学术界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一些学者认为,它塑造了谦虚谨慎这一优秀的民族性格;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阻碍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是造成民族心理缺陷、形成“自我压缩”这一畸型人格的重要原因。 愚意以为,要得到公允的结论,必须将理论层与行为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不但要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进行分析,而且还应从     

关于民族精神及其研究的若干思考

（一）何谓“民族精神”？可以作多种理解：１．泛指民族的社会精神生活,包括民族的社会意识诸形式（如民族伦理、民族宗教、民族政治法律思想、民族艺术等）和社会心理诸方面（如民族信念、民族情感、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等）。它是与民族的社会存在（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应的范畴,可以与“民族意识”或“民族的社会意识”等概念通用。２．指民族的社会意识中带有民族特征的东西或部分。这一概念显然小于前一概念,因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意识诸形式和社会心理诸方面中,总是既有若干民族共具的东西,又有本民族独具的东…     

略论先秦华夏民族性格的演变

略论先秦华夏民族性格的演变翁银陶（福建师大中文系）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客观外部世界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的总和，它表现于该民族的文学、艺术、宗教、习俗、法律、政治制度、道德准则之中，也表现于该民族成员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之中。...     

我们怎样面对新世纪的人文困境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整体上还是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人文环境中,而与西方世界的人文环境格局尚有断裂和差距的话,那么,新世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模式必将改变和重新调整东西方人文环境的“差序格局”,使世界的人文环境趋向大同,使人文的价值取向在人类意义上趋于一致。20世纪上半叶,当“五四”的一代启蒙先驱者高擎着人文主义大旗,企图为20世纪的中国塑造一个辉煌的人文未来的时候,绵延的战乱迫使人们改变了启蒙的初衷,在民族救亡的道路上前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蒙的延缓,从根本上拖延了国民性的改造,也即阻隔了民族性格向现代化迈进的步…     

反思性民族主义——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二个一般性思考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两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而且两者之问的意义关联并不是一个词汇学意义上的“民族”加上“主义”那么简单。如果民族国家或者民族主义是“我们”的历史天命，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天命的历史意义承担起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妄自菲薄的欧洲中心主义，也不是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而是反思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种民族主义才能担当起“我们”应当承担的世界历史意义。     

法律移植与中国立法——中国借鉴外国法律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法律移植与国内所说的“借鉴”并无太大区别。法律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中国，洋为中用，遵循国际惯例。移植的重点是经济、人和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法律。文章提出法律移植的操作步骤以及法律移植的方式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