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芳“自叙家谱”看边缘族群的“内化”

明末清初,湘黔边地腊尔山一带还是"化外"之地;雍正时,这一地带被拓疆设厅;道光时,松桃杨芳在"自叙家谱"中通过祖先记忆,建构了一个源于关中、精忠报国的先祖体系,为自己的正统文化身份找到合理的解释。杨芳的这一行为,既是其所处时代个人的需求,也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借用,更是湘黔边地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边缘族群"内化"的历史。     

论现代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

边地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样式,自身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价值。但是,长期以来边地小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一直处在一种遮蔽状态。因此,论文秉持生态文学观,运用对话理论,从边地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的互动来剖析边地小说存在的文化和文学意义,由此体现出多元民族文化形态互补的重要性。     

论张暖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边地想象”与文化蕴涵

分别拍摄于80、90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青春祭》、《云南故事》相较于建国十七年时期的同类影片,可谓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云南边地的想象性建构,其中也体现出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重新审视。然而,这种思考与审视依然是一种外部的视角,未能真正深入少数民族文化的内部。相对于长期被视为正统的中原,边地依然被建构为"他者"。对影片中这一复杂文化蕴涵的关注与反思,无疑对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与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论古代戏曲音乐的形成和民族文化融合

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域各民族部乐进入中原,与中原传统音乐相杂融合,产生了八十四调,为古代戏曲宫调音乐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金元时期,传入中原的胡乐蕃曲,则对古代戏曲独特的音乐风格的形成,发生直接影响。十六国北朝与金元两代,都是古代各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古代戏曲音乐的形成,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     

汉代民族归义与西北边疆开拓

汉代对西北边疆民族实行归义政策,归义事务有"典客""典属国"专职管理。汉对归顺的匈奴、羌人、小月氏以及西域地区名王贵人封侯赏赐,设置属国对归义大众安置,给予归义民众"田无租、市无赋"的优待,要求边塞不得私自役使归义民众。汉代归义政策的实施对促进西北边疆开拓和边地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代宫廷鼓吹乐的用途考论

唐代的鼓吹曲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铙吹部、大横吹部、小横吹部等五部,现存曲目85曲.鼓吹曲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婚葬和夜警晨严等场合.另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项礼仪活动都要使用鼓吹乐.     

从边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

中国的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域,但它的文学存在一直不受重视。这种惯性忽视导致边地和边地文学成了"中国"的附属。且边地文学被认为面貌单一,甚至被看成一种"次一级"的文学。但实际上,边地具有独立自主性,现代边地文学也具有独立性和多样性。因此,对边地和现代边地文学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唯有如此,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才真正成为可能。     

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中原河洛对客家民系及客家文化的形成具有全面、关键、决定性的影响。客家民系主体来自中原河洛,在闽赣边地开基创业奠定了客家文化物质基础。客家重构中原式宗法制社会,形成客家文化的社会基础。客家传承河洛文化刚健自强、厚德、文化和重礼的基本精神。成为客家思想文化的理学根源也在河洛。     

审美意蕴互阐:云南民族风情小说与汪曾祺风俗小说

本文尝试使边地文化背景下的云南民族风情小说与中原文化背景下的汪曾祺风俗──文化小说互为反光镜，不仅照亮云南民族风情小说研究的诸多暗角，更折射出潜藏于两类风俗小说深层的相映成趣的审美意蕴、文化意蕴。     

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看如何坚持巴黎公社的公仆原则

巴黎公社首创了公仆原则,即干部由人民群众选举与监督的原则、艰苦朴素与廉洁奉公的原则、关心群众与为群众谋利益的原则。苏联社会主义违背了这一原则,没能有效防止党和国家的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坚持这一原则,注重在实践中妥善处理社会主人与社会公仆的关系,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多的 ,但就中国历史而言 ,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 ,同时也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也不直接反映奴婢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从张家山汉律有关奴婢法的内容来看 ,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 ;生命得到基本保证 ,刑事责任相当于父权家庭中的子女 ;奴婢免良的渠道不限于国家诏免 ,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的财产。由此可见 ,西汉时期由法律规定的奴婢的生存状况比之殷周有了很大改善 ,和希腊、罗马时代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     

平儿:一个时代悲剧的牺牲品

结合《红楼梦》中平儿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了平儿的性格特征及其命运遭际,认为平儿性情温婉平和,处事圆通睿智,因而能在矛盾重重的大观园里左右逢源,赢得主子和奴仆们的一致称赞。但是,特有的社会地位使她仍然无法挣脱封建社会的桎梏,令其一生不免带有悲剧性意味。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工业改革探析

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全民族抗战高潮的有力推动下,边区公营工业发展迅速,影响广泛。但是,随着公营工业的快速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西北局及边区政府对公营工业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边区公营工业在效益和效率等方面都得到明显提高,充分发挥了其在边区工业经济中的骨干和主导作用。     

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西欧城市中的女仆——劳动与社会地位研究

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西欧城市中,女仆人是大量存在的.女仆大致包括女家仆以及女学徒两类.从占据女性人口比例、劳动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等方面来看,这部分人构成了当时较为独特的一个社会群体.尽管她们的劳动不被重视,社会法律地位较为低下,但是大量女仆仍不避艰辛,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女性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只是一个消极的角色.女仆通过离开家门、扩展劳动空间的行动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发展探析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在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棉纺织业、矿冶业等发展迅速,许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但从总体看,其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镇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城镇经济日渐发达,各地城乡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亦纷纷前来中原,从事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不断改变,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说“郑昭宋聋”

宋、郑两国皆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重要的诸侯国。宋人由于承袭先民殷人遗风,"重厚多君子",行事缺少变通而显得呆滞愚笨;郑人由于其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以及应对变革的措施,行事有变通而显得灵活聪明,以至于时人有"郑昭宋聋"之说。这是两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形式以及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     

朱理治与中原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

在中原抗战初期,朱理治先后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等要职,为中原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朱理治非常重视抗战宣传,为抗战宣传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     

中西美学中的虚与实

中西美学在艺术的虚实问题上看法不同,中国美学推崇虚,西方美学推崇实。柏拉图和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对艺术褒贬不同,但他们所依据的原则一样,艺术因为虚而受到谴责,因为实而受到褒扬。中国美学推崇艺术不是因为艺术之实,而是因为艺术之虚,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将现实世界虚灵化为精神世界。20世纪西方美学家看到了虚在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虚与中国美学所推崇的虚非常不同。前者是一种解释和知识形式,后者是一种觉解和生活方式。     

汉武帝对贵州的管理经营

汉代是汉族与贵州各民族融合互进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汉王朝在贵州境内修筑南夷道、沿交通干线设置邮亭,加强了中央朝廷与贵州高原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高原交通闭塞的面貌。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贵州开发屯田,不仅巩固了汉王朝在贵州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给生产力落后贵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在沿南夷道干线出土的铜车马、“比五尺周一”铜澡盘、铁制工具、中原式印章等文物,说明迁徙的汉族已在贵州高原扎根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