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新诗理论述评

俞平伯的新诗理论强调“平民性”是诗的主要质素,诗应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歌的真实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因此新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的。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王安石诗禅意三味论

王安石的诗往往体现出一种禅的况味和追慕禅宗的本心。由于不凡的经历和秉性,王诗或以峭拔凌厉的议政表现“在欲行禅”的人生信条,或以隐喻曲笔表现其难言的归隐之心。晚年写下的流丽清新、洁美如画的归居小诗,才最彻底、最真实、最畅意地表现了这位老居士对禅精湛的理解和对诗天才的运作。     

试论雪莱的文艺思想

雪莱不仅是一位大诗人,而且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诗歌创作纲领。他主张诗要表现“永恒真实”,创造“美丽人生”;认为诗能给人智慧、劝人向善,鼓舞人们去探索、认识真理;强调想象和灵感在诗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诗人应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明达、善良、富于想象及善于向前人学习等特殊素质。他的文艺思想不仅在当时浪漫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我国诗歌创作的发展进一言

诗歌,是诗人对时代、人民、大自然与人生的情感的独特体现,是诗人为人民代言而发出的富有个性的呼声。所以,诗歌是最真实的文学,是最有深邃意蕴的文学。诗歌如果真实地表现了人民对时代、政治、生活和人生的真实感情,就无疑可以算是真实的诗作。诗的真实性是诗的生命。就像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一样,诗歌倘若违背了真实性,那就只能流为一堆没有生命的文字     

“诗小说”：一种理解残雪的方式

阅读残雪的小说,需要寻找区别于传统阅读方式的可行性途径。残雪把自己的小说定位为“诗小说”,可以从她的创作历程及其小说的艺术特质中找到依据。在残雪的小说中,“诗”与“小说”的结合既表现在内容层面,也表现在风格层面,“诗小说”是残雪创作独特性的真实内核,也是其文学世界最生动的呈现。残雪的“诗小说”与其文学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她处理真实的方式是荒诞化和呈现现实的不确定性,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基本观念相契合。这也是其“诗小说”观念的内核。     

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自然诗

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自然诗以早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农村为背景,描写劳动,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既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生活,又与现代工业社会城布的各种弊端形成鲜明对照,表达了诗人的人生理想、价值取向及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弗洛斯特诗歌十分口语化,强调用喻,具有音乐美和哲理性;而他的“用诗教育”、“诗歌始于快乐,止于智慧”等诗歌理论和创作方法,则表明他是美国重要的现代诗人。     

唯美、颓废和爱国的统一--闻一多《死水》论

文章针对过去闻一多《死水》研究中各执一端只看到其“金银盾”一面的偏颇,认为该诗是唯美、颓废和爱国的统一。作家纵向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精髓的同时又横向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方式,用象征手法通过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深邃而隐幽的主题。因为该诗是作家在其深厚艺术功力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人生底基石上的生命表现,这才使之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极高地位。因此,我们这才明白那些虽然也具“三美”但却缺乏艺术功力的诗作为何终被文学史遗忘。     

"闲人"、"闲居"与"闲味"——白居易闲适诗语词的文化解读

白居易在仕途中,由无奈到自觉,执意于任“闲官”和当政治“闲人”;在生活中走“中隐”之路,晚年执迷于在城郊“闲居”、“闲游”和“营闲事”;在美学上执著于对“闲味”与“闲乐”的探求,从而为我们展示了其丰富和特殊的人生美学与诗歌美学的历程。“闲人”、“闲居”和“闲味”等语词的解读,有助于对白居易的闲适诗进行深层次诗蕴探索和文化特征分析。     

世俗生活的意义--对池莉作品及其评论的一种读解

在池莉作品的评价上,专业批评与普通读者的分歧源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对专业批评的影响,使批评忽略了大众文学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在于大众文学对“平民性”的表现,其次是大众文学改变了把平民百姓的世俗人生作为“他者”来叙述的精英文化的审美模式。大众文学的出现暴露了我们的批评缺乏面对新的文学现实的理论和能力;巴赫金的“杂语”理论为大众文学克服自身的叙事弱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     

严羽复古诗学以“浑”为美的旨趣及理论构建

严羽认为宋诗笔力之劲健不减唐人,而气象之浑厚却差之甚远.他的复古诗学正在于提倡浑然之美,试图全面恢复汉魏盛唐诗以浑为美的诗学传统.在《沧浪诗话》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诗美主张,即上乘诗作应具有古朴浑厚、整一无间的气象,妙悟浑成、兴发无痕的诗法和物我浑融、超形入神的意境.“妙悟”“兴趣”与“入神”等诗学理论正是围绕他以浑为美的复古旨趣提出的.自严羽后,以浑论诗逐渐成为潮流,谢榛和王夫之等全面承袭并发展了严羽的浑然美学,并将其推向了巅峰.     

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诗式》与禅宗

南宗禅对心性理论的重视,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哲学基础。两栖于丛林和诗坛的皎然由此入手,从禅心与诗心的类比出发,用禅境喻诗境,用禅法喻诗法。皎然开启的“以禅喻诗”的诗歌审美道路下启司空图、严羽,形成了中国诗歌美学中极具特色的另一路。     

以文为诗：余光中诗歌的得与失

余光中的散文家气质使得他的诗歌创作兼有散文文体的长处与缺陷,"以文为诗"的探索既使他的诗歌雅俗共赏,也为中国诗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一种可能。     

放下怨气,不再对抗——从余秀华诗歌说开去

在余秀华出现之前,新时期以来的新诗普遍隐匿着一股对当下诗坛的怨气和一个或显或隐的"对抗"意识.不满和对抗让新诗把重点放在服务外围世界,从而偏离诗歌本质,使新诗整体上与纯诗的目标相去甚远.余秀华的诗歌发生在超功利的状态下.她的诗歌传达内心的悸动和眩晕.她生活在现世中国的最底层,赋予了她诗歌创作超功利的客观条件.其诗歌中与农村日常意象的邂逅完全是超功利的,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寻找客观对应物.这些日常点滴引起了诗人对生命的诗意体悟,她就用诗记录下来,在不动声色的记录中审视自己的生命状态.从超功利日常生活写作和用诗来传达内心的悸动、眩晕两方面来看,余秀华的诗歌倒是无限地靠近了纯诗的写作.余秀华的走红,是中国新诗建设在百年之际成熟的结果.     

论韩孟诗派的形成

从比较系统、全面的观点看,韩孟诗派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在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孟郊是诗派的开创者,其诗歌创作具有范式意义;韩念在文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一批艺术趣味相投的诗人,对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孟郊“求奇”的艺术追求,经韩愈推扩,影响到卢全、刘叉、李贺等人,遂成为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指向;洛阳唱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元和六年韩愈回长安后,诗派解散,贾岛改弦更辙,意味着晚唐诗的到来。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

余光中是诗、文兼擅的当代作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倡导和应用"适度散文化"的艺术方法.此一方法既是对中国古代"以文为诗"传统的回顾和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