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侧记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0月14日-19日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8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当中有年愈古稀的老一辈外国哲学史专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和暂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史工作者.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哲学研究》杂志社、湖北日报等16家出版、新闻单位的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和总结十年来我国外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历程,交流学术成果、展望哲学史学科的未来,探索外国哲学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在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就哲学史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理论的困境与理论工作者的命运、改进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与教学以及外国哲学史学科领域里的一些专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将讨论中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胡适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通过批判,总结工作,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哲学史专著。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讨,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一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哲学史面貌。胡适作为一个服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其哲学观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哲学史观也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1919年,他继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凭自己的学历,运用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与方法,撰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后又有《戴东原哲     

冯友兰的孔子研究评述

如果从冯友兰先生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就学算起,直到1990年溘然长逝,他一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就长达70多年。70多年间,他写了十几部书,发表了不少的文章。他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稍具体一点说,冯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一是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冯先生特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广泛的解释和评论,而他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对冯先生在不同时期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作一评述。 一 冯友兰先生是1927年才正式开始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他一边讲授,一边研究,一边撰文。在中国哲学史这片园地里,辛勤耕耘,硕果累     

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一 列宁曾经在《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说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 希腊哲学已拟出了所有这些部分 全部认识领域 各门科学的历史 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 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 语言的历史,注意: 心理学 感觉器官的生理学 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 (《列宁全集》38卷399页) 列宁这一教导,对研究哲学史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简明而精辟地说明了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同时也涉及到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有的人认为列宁这样说是有限制的,仅是一个侧面,而不是哲学史的全部。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因为通观列宁所写的《哲学笔记》的过程和中心思想,他是考察了整个哲学史的系统发展历史,考察了人类认识的知识领域,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一个插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示——兼论哲学与哲学史

一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哲学学科的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的科学史不同,自然科学史有其客观、公认的内容,但哲学史是每一哲学家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哲学观点去回顾、整理的以往哲学发展之历史。因此,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史著作,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其不同的时期,对同一论述对象与范围的哲学发展,也会写出不同的哲学史。每一大的哲学家,如果有兴趣写哲学史,他必可以也必会写出一部他的独特的哲学史,该哲学史之内容,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在历史上萌芽、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以他的体系的出现而告完成。哲学史既然具有这种特点,故一部哲学史不仅会     

学术传真

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模式周德丰、陆信礼在 2 0 0 4年 8月 1 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 ,2 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大致存在如下三种模式 :一是本土化的研究模式。该模式是 2 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最早的研究模式。其显著特点是基本延用传统的治学观念和方法治学 ,其代表人物有陈黼宸、陈汉章、马叙伦和钟泰。二是“西方化”的研究模式。其突出特色是“以西释中”,即参照借鉴西方学者研究哲学的观念和方法 ,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料 ,其代表人物为胡适。三是“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其特色是不反对参…     

葛力传略

葛力,中央党校哲学教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全目现代外国哲学会理事、中国西方逻辑史学会顾问。葛先生已愈古稀,今年七十有六,但仍然在学术研究的天地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在教书育人的花园中辛勤地耕耘着。一、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历程 葛     

现代外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哲学拓扑学的新视野——江怡教授访谈录

导语:中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只是作为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内容出场的,而且由于局限于知识背景等等原因,很多人往往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立场来看待现代外国哲学,从而导致了很多误解和歧义。其实,从上世纪初中国学者一开始涉足现代外国哲学,就关注到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如今,汉语语境下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展,而且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以超脱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现代外国哲学,从而已不仅仅限于对西方的思想翻译、评价和复述的简单传承,而且在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交流和讨论中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理论。江怡教授正是一位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到提出哲学拓扑学这样新理论的开拓者。     

关于改进外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的外国哲学史研究,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社会主义四化事业做贡献的精神,也象其他哲学学科一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粗略的统计,近五年多时间所出版的外国哲学史论文、专著、译著,以及所培养的专业人才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三十年。从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看,更是今非昔比。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一直到十九世     

不要忽视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这一面

<正> 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日丹诺夫给哲学史所下的一个著名的定义。多年来,我们都是沿用这一定义来研究哲学史的。它正确的地方是指出了哲学发展中的两军对战这一客观事实,但是却把它看成哲学史中唯一的绝对的东西,从而割裂了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就容易导致简单地否定唯心主义,不把它看成是人类哲学认识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确立、深化、拓展和综合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由他所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所形成的方法论系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现代转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试图从方法论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打通,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冯友兰把历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相结合,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在广州召开

今年五月,由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单位发起,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哲史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一百二十余人。会议收到论文六十余篇。会上着重讨论了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意义、方法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分期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大家认为关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是我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1919——1949年这一段哲学史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既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又是近现代世界哲学史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哲学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发愤图强的问题,围绕这个专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省马哲史、中哲史、外哲史、逻辑学研究会年会简介

在丹桂飘香的国庆佳节前夕,福建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四个研究会的年会在厦门大学同时召开,现分别介绍如下:马哲史研究会年会重点探讨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同志们认为,哲学的生命力在于联系实际,从活生生的辩证法中吸取养料.哲学工作者一定要面向实际,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目     

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一书尝试性地阐发和运用了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拓展和泛化为一种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而对罗格.斯克劳顿所阐发的"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对冯友兰所实际运用和阐述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呈现和辨析,也有助于推进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理解和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初看起来这句话似乎很背理,实际上这句话却包含着深刻的含义。黑格尔决不是按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把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或把哲学史就等同于哲学。如果黑格尔把哲学和哲学史完全等同起来,那他就不会既有《哲学史讲演录》又有《逻辑学》传世了。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是告诉人们:当前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已往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从哲学史的全部发展出发才能理解当前的哲学,也只有吸收已往哲学的遗产,才能使当前的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生命力。黑格尔是用“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一警言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我认为,这一警言同样可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已往哲学的关系。     

对黑格尔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正> 读《哲学史讲演录》,既可窥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又能发现黑格尔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哲学史研究之所以从黑格尔开始,由搜集材料阶段转入整理材料阶段,是同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紧密相关的。《文史哲》1990年第4期发表的《论黑格尔哲学史研究方法》一文,将黑格尔哲学史方法概括为四点:系统的研究方法、圆圈的研究方法、扬弃的研究方法和生平事迹研究方法。我认为作者对前三点的概括是正确的,但关于生平事迹研究方法似嫌不足,他忽视了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时代方法。时代方法是黑格尔研究哲学史一以贯之的东西,因此,只有从时代内容与生平事迹相结合的角度,才能较完整地概括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黑格尔前的哲学史著     

《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