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编年史》抽样分析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编年著作。该书的总体特点可以由随机抽取的两个时间点——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和嘉庆元年丙辰(1796)——窥知一二。     

宋元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学编年史是文学史的一种形态.在七十余年的文学编年之路上,宋元文学编年史取得了一定成果,出现了<元代文学编年史>和十八卷本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宋辽金卷、元代卷).回顾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之路,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遵循工具书准确、可靠的特点,保证编年的内容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将编年史视作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重建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金代文学与金代社会

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在分析金代社会的基础上来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旨在寻找出正确的研究方法。金之侵宋使金初"借才异代"人士的作品内容单调、意旨晦涩;金代文士政治地位低下,使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十分狭窄;金代以科举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形成文学创作形式主义泛滥;金代统一区域文化的形成,促成文学观念的转变。金代特殊的社会必然造就其文学的特殊性,应依此来分析理解金代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     

《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

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近十多年来,基于对文学史著作中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教科书模式的反思,学界在重新建构文学史的问题上探讨尤勤,诸如“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都是与之相关的颇有价值的思路。由知名学者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以下简称《编年史》）,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建构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南朝部分辨误

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为南北朝文学文献之基本著作.是书材料丰富、考证精详,成就很高.然其中亦存在疏误.为免以讹传讹,实有加以辨析之必要.此文讨论南朝部分若干条.     

多维方法与文学本位的深度结合——评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

裴兴荣的《金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基于对金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全面考述,呈现了女真进士制度的创建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金代学术文化的形成背景。该书对金代进士地理分布的统计也揭示了金末文风改革的历史动因。作者对金代科举考题与科场事件的分析客观、透彻,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呈现了金代文人求实与尚文的时代追求。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周惠泉的金代文学研究述评

周惠泉是当代有较大影响的金代文学研究专家。其主要贡献是从宏观、美学、文化的层次对金代文学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对金代大量作家、作品和文坛史事进行了考索、辨证,解决了许多历史疑点和歧说;系统、全面地梳理、总结了金代文学作品的存佚情况;对金代文学研究史作了考察和审视。其治学特点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金代文学观,始终坚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相结合、文学创作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相结合、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学术史研究相结合、理性思辨和经验实证相结合,注重借鉴外来的和传统的研究方法。     

《归潜志》与金代文坛的文学活动

刘祁的《归潜志》在为金代中后期诗文作家立传的同时,还记述了当时文坛的各种文学活动。在以赵秉文、李纯甫为领袖的金代文人核心群体之中,又包含有许多交汇、重叠的文人创作群体。围绕这些群体开展的多种文学活动,不但密切了文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且增进了文人之间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观点的碰撞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正是金代＂诗学为盛＂的原因之一,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金代文学的叙事性与俗化倾向

金代末年一些知名文士将写作重点放在叙述史实的作品上,诗歌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叙事化倾向。金代诗人自然平易的风格,和曲的美学追求相一致,还采用俗语进入诗文。因此,研究金代文学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判元代文学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金庸、琼瑶小说的传播与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

以金庸和琼瑶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的传播引发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它的勃兴与繁荣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完成了中国文学的雅俗分流,弥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片面性,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一特殊的文学传播现象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几条规律：第一,当代文学传播不是无序的,而是循着现代性的方向;第二,文学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具有互补性;第三,文学传播的现代性决定了文学必然是走向世界文学,这并不等于文学的趋同性、文学拒绝全球化。文学传播的结果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     

东晋仙道文学中的性别分析

东晋仙道文学中对女性的抒写是东晋仙道文学的一大特色。此前,有关女性的抒写多是在诗赋中,只有从东晋开始,在志怪小说、仙传体裁与道教典籍中,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众多女仙及其权力系统,女仙身上所寄寓的特质表现了东晋士人的想象,也折射了东晋社会的性别观念。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读者

本文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考察。在前五四时期的文学中 ,文学与读者的交流表现出多层样态 ,读者接受呈现出虚怀以待的低姿态 ;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作用是通过“审美向习俗的流溢”而具体实现的 ;革命文学对文学功能的功利要求则诉诸文学与读者交流的联想式认同模式 ;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又将读者纳入了创造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中。 2 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在阐释学的视野中呈现出了多彩的景观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

一百多年来丰富的中国文学史实践,催生着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反思和检讨文学史家的工作,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提炼有关文学史研究的原理性认识,是一门亟待建设和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它与文学理论（亦称文艺学）有着天然而深刻的联系,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互补互促的前提下各自分头发展,有利于这两门学科在当前条件下健康地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