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怎可据为罪证——关于李秀成晚节的评价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李兴华同志《重评李秀成》一文说:“一八六四年七月李秀成被俘后,在敌人的囚笼中确实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有过动摇变节的行为,玷污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方山被俘,是李秀成一生历史活动的界标。在此之前,他的功绩是主要的,不能抹煞;在此之后,他的错误是主要的,无须掩盖。”于是,他对忠王李秀成作出了肯定结论:“说李秀成晚节不终,非常恰如其份。白璧有瑕,临危辱节,没有把忠于太平天国的气节坚持到底……”     

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四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时,他突围后被俘,在敌人囚笼中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亲笔供词,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李秀成自述》。对李秀成的《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功过如何评价,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然而,戚本禹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把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并依此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凡对此稍有异议,就给扣上“为叛徒翻案”,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曲线救国”等帽子,大张挞伐。后来,“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于一时,实由戚本禹首肇其端。戚本禹亦以此发迹,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任人颠倒的,对李秀成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讨论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的教学、研究单位和湖北省历史学会,先后举行了评价《李秀成自述》(下简称《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見: 一、关于《自述》的性質問題一种意見认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投降变节思想贯穿于它的始终。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止一处地对曾氏兄弟阿谀奉承,对太平天国革命恶意诋毁,并以他对革命叛徒和清朝将领如何宽仁礼待和     

叛徒与革命英雄可以“合二而一”吗?——对李秀成评价的一种意见的商榷

从《李秀成自述》来看,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是很清楚的,大多数论者也承认这种事实。但是,在承认这一事实的论者中间,对李秀成的评价却极不一致。有两种对立的意見: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是变节者,是叛徒。另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动搖变节,这只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对李秀成一生的评价,应该是“伟大的革命英雄”,     

喜读《论李秀成》

读了《学术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的钟文典同志的《论李秀成》一文,觉得很好。好就好在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立论。文章在谈到如何评价李秀成时,指出必须首先考虑李秀成一生中的主要的社会实践,看他在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这个总任务的态度、表现和影响。接着,作者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考察李秀成的社会实践,然后指出:“象千百万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人物一样,李秀成在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李秀成自述》与防洋动机

如何看待《李秀成自述》,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篇短文,仅就《自述》的思想动机的一个方面——防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在《李秀成自述》中,提出过“收齐章程”的建议.究竟怎样分析与理解“收齐章程”我们认为,李秀成提出“收齐章程”,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以下两点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这里)”,“天朝之根已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和戚本禹先生商榷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功过应当怎样评价,本属学术问题,尽可自由讨论。一九六四年前后,我国学术界曾就李秀成评价问题展开过争论,但不久却变成了一面倒的政治批判。曹光瓈同志的《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一文,《人民日报》原已排出清样,拟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同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唱对台戏,后因故未刊出。现在我们选刊曹文的一、三两个部分,同时发表苏双碧同志的讨论文章,重新提出李秀成评价的问题,希望这场中断了的学术讨论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捻军的活动对太平天国有利还是有害

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道:“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甚至在最后的《收齐章程》里还提到“平捻”的问题。显然,李秀成对捻军产生了恶感。关于这一问题,以往不少论文和专著虽已涉及,但还很不够。这就在于没有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去考察,而只停留在“李秀成自述”的某些字句上,如捻军“听封而不能听调用”的问题,等等。李秀成在其《自述》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捻军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究竟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历史实际出发,分淮南,淮北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忠王李秀成自述》考

李秀成早年投身太平军,从普通圣兵擢升天国统帅。但方山被缚,身陷囹圄,书写阿敌自污、招降旧部的《自述》。百多年来,毁誉参差,莫衷一是。如何正确评价李秀成的历史功过,史学界迄未一致,分歧大都关系到《自述》的真伪、全缺、性质等问题。本文试就这些方面作一点探讨,请教于史学界前辈及同志们。一、《自述》是残缺不全的真迹,不是雇人重抄的膺品李秀成自述流传的版本颇多,为史学界重视的有北京大学影印九如堂刻本《李秀成供》、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梁岵(山厂户)《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等。“刻本”早已因内容不翔实而被扬弃。“罗本”、     

慷慨千秋血 合传写史真

明未清初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裂、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是一个民族正气高扬、英雄辈出的特定历史时期。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不仅以其抗清事迹、节操乃至最后殉节闻名于当时,而且他们“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柳亚子诗句)的气节、诗文,更深深地影响于后世。 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这两位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否仍具有价值和意义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研究一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当前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的结合实例作新的探讨,认为: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第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第三,坚持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第四,对历史人物的气节要作具体分析,防止把封建糟粕当成气节加以称颂。     

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述评

<正> 关于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研究概况,以及重要人物的个案研究,我已在《十年来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和《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两文中作了评述。现再就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评述。这里所说的理论问题,并非一般人物评价中的理论问题,而是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中带有理论色彩的问题。     

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吗?

<正> 《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发表邹身城同志《太平军北伐主帅辨疑》(以下简称《辨疑》)一文认为,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而不是林凤祥。理由之一是“李开芳参军后大部分时间职位都比林凤祥高”,并引《李秀成供词》为证。理由之二是说“在北伐途次,由于屡战屡胜而加封侯爵……依旧看出定胡候李开芳是最高统帅。”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辨疑》所用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所证事实与此相反。其次,《李秀成供词》之所以把李开芳排在林凤祥之前,列为首位,根据的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追封北伐牺牲功臣,     

李秀成的万贯家财和他的百万大军

<正>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苏、浙战区的最高军事统帅,辖百余万众,拥万余贯家财。然而这两者在一定意义上是矛盾的。他的万贯家财是导致他百万大军迅速溃灭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是公是私分不清,除开不计。现将明显是他私财的六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1)1863年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银米救济贫者。“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     

湖北省历史学会集会討論李秀成問题

湖北省历史学会在各院校爭辯的基础上,于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举行了一次关于李秀成问題的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武汉市各院校的历史、哲学工作者等六十余人。讨论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方针指导下,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爭辯。爭辯的中心问題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李秀成这个叛徒。爭辯是环绕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題展开的。关于对李秀成一生的評价問題怎样评价李秀成的一生?怎样看待这个农民革命叛徒?这是这次爭辯的一个首要问题。一种意见承认李秀成是革命叛徒,无功可论。     

折衷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党性——评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当前学术界几个重大问題的激烈论战,生动地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爭正在蓬勃开展。这和当前国际、国內阶级斗爭的深化发展,若合符节地互相呼应着。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评价问題,是激烈爭论的问題之一。李秀成究竟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叛徒,还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李秀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所写的《自述》,究竟是一个彻底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还是所谓“利用诈降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的一条“苦肉缓兵计”?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纲同志为代表的两种针锋相对的     

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两个层次即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来进行的(参看拙文《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认识规律》,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对历史人物所进行的价值认识,是一个历史的认识,它是具体的,是发展变化的.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在他评价历史人物的专著《藏书》、《续藏书》里,对战国至元的八百名历史人物,以及神宗以前明代的四百名人物进行了品评.他宣称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标准,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李贽到底是以一种什么价值观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他的价值认识具有什么特点?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李贽在《藏书》和《续藏书》中对历史人物的事实性认识,主要是根据以往的官修史书;其价值性认识,则主要渗透在大大小小     

如何评价丁汝昌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孙克复《论丁汝昌》(《湘潭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认为,对丁汝昌的种种指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论从外人评论和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