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王攘夷”到“合纵连横”——春秋霸政新探

春秋时期是一个争霸的时代,霸主无疑是整个春秋国际秩序的领导者.笔者以为霸主称霸的方式是有区别的,齐桓公主要号召“尊王”,晋文公主要力图“攘夷”.而对于中小诸侯而言,霸主才是其最直接的领导者,“尊霸”才是其所应做的最为直接的事情.关于“尊王”的口号为何衰落以及晋国霸主地位的兴衰,本文将结合文献资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作以全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郑庄齐桓宋襄的霸政

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无力控制诸侯;任何一个强大的诸侯一时又难以全数吞并诸国。因此,诸侯只能做全国范围的霸主,不断兼并其邻近的弱小国家。霸主就是诸侯之长。他们可以利用霸主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向弱小国家勒索贡赋,战时发号施令,令弱小国供给军队和给养。在这场争夺天下霸主的角逐中,首先登场的是郑国。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

就刑事诉讼本身来看,由于它主要解决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刑事诉讼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本质上的不平衡,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这种不平衡并不因其本来的存在而必然合理。文章从控辩平等原则的产生、造成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及如何改善控辩失衡入手,同时结合今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通过保障被告人人权及采取其他相关措施以达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从历史观的差异考察中蒙关系中的文化冲突

在中蒙关系中,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其政治互信却呈现二种反比例增长的趋势,双方历史观的差异就是这种政治互信缺乏的一个例证,而中蒙历史观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文化的差异性.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天下主义"主导的文化,而蒙古文化是一种"民族主义"主导的文化.不仅如此,由于受到历史和地缘的影响,蒙古国文化中存在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文化冲突凸显了政治互信在中蒙关系中的重要性.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春秋五霸”再正名

关于春秋五霸,历来说法不同。近见张有智同志《“春秋五霸”正名》(载《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1期)一文,提出了“看其是否号令诸侯,处于称霸中原的盟主地位”的衡量标准,认为春秋五霸应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闾、越王勾践。读之得益非浅。惟关于吴国,文中一方面肯定阖闾是五霸之一,一方面又引述史料,论证吴王夫差通过黄池之盟取得霸主之位。这显系自相矛盾,必然引起读者的疑虑,因而有必要澄清。     

刘禹锡的心理调节机制与其诗歌创作

刘禹锡的个性虽然孤傲、倔强、坦荡，但23年的漫长贬谪生涯，对于他的打击毕竟过于沉重，因此，当其面临严酷的生命磨难时，他运用了多种心理调节机制来维持心理平衡。这些心理调节机制与其不同体裁和题材的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内在关系。探讨这种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推进对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亦且对于我们更深入地探寻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的心理规律，不无启发意义。     

论春秋时期的媵制

春秋媵制不是汉儒所谓侄娣从嫁或他国以女陪嫁。媵有两类：娘家嫁女之媵是以臣妾财物陪嫁。一国嫁女他国来媵是诸侯相互在对方嫁女时赠送贺礼——亦媵臣、媵妾、媵器类，属于列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活动，并非他国以女陪嫁的婚姻行为，无国数和同姓的限制。春秋同时存在媵和侄娣从嫁两种嫁女的礼制，但是二者内涵完全不同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刘宋时期诸侯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刘宋时期分封制发达,诸侯与自己的封地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其中包括政治上诸侯是封地的最高代表、封地要供给诸侯食邑、封地人们对诸侯有精神上的归属感等多个方面,但是由于封建皇权巩固统治的需要,这些联系有些被弱化甚至虚化,诸侯与封地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复杂.     

略谈西周盟会制度

对先秦史学界流行的一种西周不存在盟会制度的观点提出异议。从商及春秋来看 ,中间不可能跨越一个空缺阶段。当时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确有盟会的例证。由此认为 ,西周存在一个完备的盟会制度。依据史料 ,考订西周盟会制度的基本内容、类别、特点等     

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

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周兴《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使邾文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段文字与史实，为历来治经传者所乐道，本文拟从春秋大势及当时各国间的矛盾关系分析入手，谈点新的看法。先言春秋大势。春秋初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先创...     

楚国盟会之礼刍议

春秋以降，周室衰微，五霸割据，七国争雄。在这风云际会的时代，诸侯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楚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长，与诸侯国之间的盟会自然十分频繁。研究楚国的盟会之礼，对于了解楚国的典章制度、礼仪风俗、外交艺术、乃至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都具有...     

马克思对剥削与贫困问题经济伦理意蕴的揭示

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是指剥削劳动,即以不平等的方式支配和控制他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形式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变化;资本主义剥削作为价值增殖现象贯穿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整个过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虽然被交换关系的表面现象所掩蔽,但其内在的矛盾必将激化;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正确表现。正是资本主义剥削,带来了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这些观点体现了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由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性制约等经济伦理意蕴。     

春秋时期联姻对邦交的影响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联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这对于加强异姓甥舅之间的血缘关系,巩固相互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改善双方的邦交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不可估计过高,联姻对邦交产生的负效应亦不可忽视,其于邦交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管仲经济思想初探

管仲(?——前685年)是春秋前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据史书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四十年,使一个混乱不堪的齐国,一跃而为春秋时代“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第一个霸主。他的思想卓越于前人,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均有深远的影响。后人看到管仲治国有方,借其名而宣传本阶级的政治、经济主张,从而形成《管子》一书,于是,管仲的名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