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上)——三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的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以情悟道 守理衷情”的文化意义(下)——四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作者以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实践着警幻仙姑的嘱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以此警醒世人,从而起到补天的作用。《红楼梦》坚持"以情悟道",以情传道,是有志于道而又不得其位即"有命无运"的明清知识分子用小说批评朝政,教化民众而创作出的最为艳丽的文学奇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自己迥异于西方的伦理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尚礼"精神追求。道与非道、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矛盾冲突的主线。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不仅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张,也是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模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几千年中国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一致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孔夫子在面对周王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时,提出了"克己复礼"的主张;同样,《红楼梦》作者面对满清的黑暗与腐败,提出了"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为社会改革的出路。这就是中华文化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从“君子死、冠不免”到“快乐礼仪”

“礼不可废”——这是我国古代社交场合中人们最常听见的一个词语。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不仅是指中国人讲究文明礼貌,更重要的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以礼治国是古代中国的一大特征。礼,实际上已上升到政治制度的范畴,正是由于礼制的推行,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文明。     

情理互谐的反叛——《红楼梦》的人生思考

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总是侧重于理想主义的描写,把现实理想化、完美化,虽说它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把现实简单化了,它使人们只满足于表面的和谐,从而忽略了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考,因此,极为严重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震撼力。究其实质,就在于作家们总是力求写出“发乎情止于礼义”的故事,他们不能否定情的作用,又难以摆脱理的束缚,因此,     

荀子"隆礼"思想的深层透视

荀子从人性本恶和社会历史方面追溯"礼"的起源,综合了儒法两家的学说,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思想.荀子的"隆礼"思想赋予了"礼"以形而上的根据,拓展了"礼"的功能,并对"礼"进行了内在寻根式的阐释,丰富了"礼"的人文内涵与实践意义,深化了儒家"礼"的理性精神和实用品格,对中国文化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礼情司法”模式及启示——以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为材料

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司法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判例判决案件,而是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这种“礼情司法”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传统文化、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法官知识结构、民众素质有密切联系,这五大因素决定了当时的司法不可能过多引用律文法条判案.“礼情司法”模式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国家解决纠纷的目标.     

礼俗与统俗：中国古代礼对俗的文化诉求

俗先于礼,礼源自俗,礼、俗同质,俗被整合、提高后,上升为礼制。礼的政治化导致了中国古代礼俗的特点是礼高于俗,以礼化俗,最后是以礼统俗,实现了大传统的礼对小传统的俗的规约和整合,从而在各方面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形成不同于西方独特的礼俗社会。礼对俗的价值范导,有助于我们发掘传统礼文化中的精髓要义,使其在合乎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引领、规约小传统的健康、有序发展,推进社会的和谐进程。     

西周家族礼刑制度初探简

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和刑已经初具规模。礼和刑在一同纳入律之前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实现着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刑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法律制度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后世家族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周时期礼和刑中的家族制度进行梳理和探讨．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在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特质。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     

埃利亚斯: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情感研究

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的文明始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西方社会文明的成熟过程,正是情感文明化的过程。情感文明化的发生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动力: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职能的分工。情感的控制和调节在不同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特点。情感的文明化通过区隔、分化而达到整合。正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上""下"之间的相互磨合、相互斗争中,理性化、文明化的社会被确立起来。埃利亚斯的情感学说可视为一种情感文明化的谱系学。     

论选举制度与儒家伦理之同构

选举制度和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核心要素。二者同构于选举社会之中,具有深刻的学理依据,实现了君主的“圣人化”、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道德的制度化以及士民的“趋善化”,从而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序而又良性的流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东周伦理形态的转型与演进

中国古代伦理形态在东周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是从西周神与人关系下的政治宗教伦理形态开始向现实的人与人关系下的社会伦理形态转变,随之反映各种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范畴也应运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古代伦理形态的基本范型—"五伦"社会伦理形态。     

中国古诗英译的女性隐喻视角

中国文学肇始之初,诗人们就已多方采用妇女和爱情来宣泄真实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此后这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佳话佳作,诸如爱情圆缺、仕途得失、寒秋扼腕、春意凝望,总有一个牵动人心的丰满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现象?原因在于,古代社会,包括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在社会生活中,女人从属于男人,而男人则从属于统治集团.因此,(男)诗人们常常扮演女性形象以抒胸中块垒,而不直露,避免伤雅失礼.     

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和之美

中国古典美学以“和”为美的实质是以“中和”为美。蕴含诸多文化意蕴的中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根本精神,是古代中国人生实践和艺术创造的最高理想,其内在特征是刚柔相济,外在表现是文质彬彬。中和之美的理想和追求渗透着古代社会对人的、道德伦理的、社会政治的理想,是“天人合一”的至美。     

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传统与当代商业道德建设

诚信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中,"诚"、"信"是做人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诚信伦理渗透于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诚实不欺,遵守承诺的商业道德。道德因素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继承和发扬古代商人的诚信传统,对当代商业道德建设有积极意义。     

我国古代社会控制精要——预控思想探微

历来执政者总是想方设法对其治下的社会实施必要的控制。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和世界上封建制度延续最长的国家,在当时的社会预控方面做得最为成功。但是,其对社会实施控制的精要是什么？似乎至今尚无人深究。文章通过梳理和挖掘我国古代先贤的社会控制思想,得出重视“预控”乃古代社会控制之精要所在。     

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

在古代蒙古族社会 ,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主要是上天崇拜和祖先崇拜。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 ,维护社会道德的精神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佛教伦理思想完全改变了旧时蒙古人的道德结构 ,使蒙古人他律性的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本文对蒙古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作了对比 ,分析和揭示了佛教道德思想在蒙古人中传播的过程及产生的深远影响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