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英立场”到“草根情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具体地说就是精英与草根。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精英与草根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竞争的结果。但精英是草根孕育出来的,二者只能竞争,不能冲突,否则就是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就注定了精英只有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草根的道德生活水准作为最高目标并成为其社会主流价值时,和谐社会才得以实现。社会生态的建构依赖于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构。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使社会生态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环节,致使社会矛盾剧增,日趋尖锐,具体表现为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即发展精英,提升草根,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从优化社会生态入手,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层面上得到提升、凝练,同时又让理论落脚民间,与民同行,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走上乡村政治前台的 "城归"精英

乡土社会底层的村庄历来是乡村精英活跃的大本营。在村治实践领域,乡村精英不但为地方政府所看重,亦被学术界视为研究乡村政治结构的切入点。 尽管目前国内学者对乡村精英的界定见仁见智,但其基本内涵还是较为一致的。一般认为,乡村精英具有如下特征: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而关于村庄精英类型,学者们对此的划分也不尽相同。如贺雪峰等认为当代村庄精英可划分为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两类(贺雪峰,2000)。项辉等则认为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社会精英三类(项辉,2001)。而目前主流的分法则是金太军、仝志辉、吴毅等提出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精英或治理与非治理精英两分法(金太军、仝志辉、吴毅,2002)。此外,樊平又对体制内精英进行了两分:一是代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权力的村党支部,二是代表自下而上内生性权力的村委会。然而,从目前乡村社会的具体情形来考察,“乡村精英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群体,而是利益不同、层次不同、组织状况不同、目标不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影响力大小有别的个体和群体”(孙秋云,2003)。也正因如此,任何一种对于乡村精英类型的划分也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摘要：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类公益孵化器：公募基金会培育草根公益组织的方式新探--兼谈公募基金会的改革转型

“类公益孵化器”培育模式是公募基金会依托其在我国社会组织监管体制中的法团地位,发挥“官民二重性”的优势,通过与草根公益组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将草根公益组织吸纳为志愿团队,提供合法性支持、公募权、体制资源、资源拓展、财务托管、政策法律咨询、业务指导、资金支持、交流平台等综合系统的长期培育,帮助其全面提高自主运行和发展的能力。对公募基金会自身来说,也是其改革转型的一种有效途径。     

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精英来治理的。由精英主导村庄治理,并不与“村民当家作主”有必然的矛盾,相反,村治精英引导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而村庄民主实践也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否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保证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的民主取向,需要构建起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     

走向草根——加强社区文化功能的路径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大家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开始享受生活,对文化消费和文化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付诸实施。社区文化应该具有草根性,而不是精英性,应该是来自民众,服务人民的文化。     

精英的规模

在研究农村问题时 ,“精英”这个概念使用的频率挺高。综合大家的各种分析 ,可以说农村精英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拥有的 (经济、权力或关系 )资源丰厚 ;个人能力较强 (这里的能力包括个人的知识、智慧、为人处世的技巧等 )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村干部和其他选举时强有力的竞争者 ,学界同仁们往往将其称之为村庄的“权力精英”、“非治理精英” ,或统称为“政治精英”。我是以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为楔入点进入农村问题研究的 ,对于包括村干部在内的选举中的风云人物 ,我习惯地称之为“选举精英” ,认为他们都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一次在浙…     

乡村精英维度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管理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农村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处于村庄社会上层的乡村精英又呈现出多元化格局,除了传统的以村组干部为主的治理精英外,经济能人、宗族头人、意见领袖等非治理精英异军突起。然而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存在个人色彩与逐利化浓重、公共责任弱化等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吸纳等途径实现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     

认知、文化和结构的三重嵌入：草根非营利组织“绿”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为个案运用嵌入性理论对其发展图景进行解读，从结构、认知和文化三个层面讨论嵌入的机制。论文发现，草根非营利组织是嵌入到复杂的结构、文化和认知机制之中，且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促进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以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政府应推行有利于草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并将具有回应性的草根组织服务纳入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     

合法化资源与中国工人的行动主义——1957年上海“工潮”再研究

本文引入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重新考察了1957年上海“工潮”中参与者、资源、动员网络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工人逐渐形成了影响其后的行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突出表现在行动者对外部合法化资源（来自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领导人的言论、官方舆论倾向等）的依赖和获取之上，并与精英、认同和网络一起构成其行动主义动员机制中的诸多要素。     

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中的草根形象分析

关注城市草根阶层生存状态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在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简要梳理城市草根形象在国产电影中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城市草根阶层在新世纪中国城市电影中所呈现出的两种银幕形象——无助与狂欢,并探讨其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实。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草根NGO的伦理困境与改善策略

草根NGO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慈善性、利他性等伦理本性,但这些本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丧失,致使草根NGO陷入了种种伦理困境之中,要走出困境,实现伦理本性的复归,既需要改善外部环境,也要优化内部条件,还要依靠主体的道德自律.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乡土社会“中心个人”的文化生产与当代转型--以河南省路村调查为例

从差序格局入手,讨论并澄清“中心个人”的概念与内涵;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例,阐释了成功“中心个人”所需具备的文化特质：会做人、公平公正、为集体利益考虑。这三个特质形成递进结构,一起建构了“中心个人”的文化生产。在后集体时代的当下,文化生产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平公正与为集体利益考虑日益为个人利益合理化所替代,“中心个人”呈现出痞子型人物的趋势;借助克里斯玛权威概念,分析了“中心个人”具有的草根权威特征,进而深化对乡土社会地方政治的理解。     

维权背后的农民行动逻辑

本文通过对上访维权事件发起过程的解读,对农民行动的逻辑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维权行动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行动看似怪诞,却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村庄舆论在集体行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魂牵梦绕的草根心结谱系——陕西地缘文学的审美特征

文化学表明,地缘文学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沿革的综合产物.陕西文学因其特有的山、川、塬俱备的地理形态和积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人类文明史过程中,逐步衍生出缘于本土事象物象的独特的地缘文学观及其创作特征,即黄土地心结、父老乡亲心结、三秦女性心结、秦风民俗心结四个维度.从创作理念看,这是陕西几代作家共构的魂牵梦绕的草根心结谱系;从创作审美看,它又与京津、晋冀、江浙的地域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草根英雄的浩歌与悲歌——樟叶长篇小说《五福》中的刘五分析

樟叶的长篇小说《五福》首次以小说形式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作品中关于主人翁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功塑造,是对中国小说艺术人物画廊中草根英雄式人物的塑造的一个极大的丰富。刘五的性格、形象和命运,体现了旧中国农村阶层中豪杰英俊命运的必然性,反映了漫长的历史中底层人物的艰难崛起和迅速殒落的必然悲剧性。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行为特点,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