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沈尹”考

沈尹作为楚国官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官,其究竟为何官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前辈学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是将沈尹作为楚国的地方官长;二是将其当做姓氏。两说均存在一定问题。包山楚简中有"■尹"即文献中习见的"沈尹",作为官职微小的内侍官员可以将中军,这是当时楚王权力强大的一个表现。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官制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本文将探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职官的管理制度等主要问题,力图勾勒连缀出一条楚国官制演进变迁的发展脉络。透过官制,可以清楚地看到楚国是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楚国历史的兴衰以及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与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时楚国土地制的变革

一、楚国奴隶社会土地制的上层结构及其崩溃在楚国奴隶制早期,全部地权皆属楚王,是土地王有制。后来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楚国的土地遂由奴隶主阶级所分管。楚王掌握的主要是都城畿内的耕地以及山林、川泽等;卿大夫辖治封邑;县公经理的是县内土地。楚王除了直接控制畿内土地和山林、川泽等之外,又通过县公控制诸县土地,亲自主持卿大夫封邑的赏赐。从而形成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土地分管制。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土地分管制渐趋崩溃。兹叙此土地制及其分解。     

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从出土竹简看楚国司法职官的建置及演变

先秦时期的中华文化是二元耦合的。其南支楚文化则是混一夷夏的。楚国司法职官的建置，体现了北上遗踪与南国特色的和谐统一。同时，由于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作为其因子的楚国司法职官的地位与职责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变迁。我们结合传世载籍，考察包山二号楚墓所出竹简文书，不难管窥其建置背景与演变轨迹。历来论者多以为楚国没有中原设置的法官司寇，也很少有人指出楚国设有司法职官司直和正。《包山楚简》的面世，却给了我们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简·102》记载楚国新都南陵右司寇执法不公，当事人不服判决，上诉到郢都…     

汉代仓储职官考述

仓官在汉代的官职体系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管理仓储,行使有关行政、经济事务职能的载体,汉代国家极为重视对于仓储日常事务的监控,并且依照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郡到边郡的仓储职官体系,这一体系从西汉到东汉屡有分合变迁,并且在秩级、职能、属员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     

晚清教案处置的职能实施主体与决策机制

教案处置是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繁难政务,尽管因事涉外交受制于外国,但就清方而言毕竟也有其处置上的职能实施主体(相关机构及职官),有其一定的决策机制和办理程序.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属中央的负责机关;地方上各级官署之外,还需特别注意到省区的“委审局”、“教案局”、“洋务局”之类的相关职能性办事机构.教案处置具体情况复杂,除明了在当时特定政治体制下,有与其他方面政务处置程序上的某些一般仿同性之外,也需体察基于外国制约等因素而致的特别局面和微妙情节.     

里耶秦简职官文书研究述评

里耶秦简作为秦朝洞庭郡迁陵县地方官署行政文书,其内容广泛涉及到秦代职官尤其是地方职官的设置、称谓、省称、职权、职责、地位及其历史演进等方面,这在里耶秦简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梳理了学界关于"里耶秦简行政机构及职官的设置、称谓、省称、职权职责、职官区别与联系、官吏日常值班"等方面的研究现状。里耶秦简还广泛涉及到秦代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看到,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关于屈原与楚王的姓氏及其它

屈原和楚王的姓氏问题,只要翻阅一下《史记》中的《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不难看出他们原来都同姓“芈”(mǐ)而不姓屈和熊。然而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刊上,对屈原与楚王的姓氏问题却产生了种种说法。有的说“屈原和楚王同宗不同姓”;有的提出“屈原和楚王同姓,而楚王却姓熊不姓屈,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有的则解释说:“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食采于屈邑,遂以‘屈’为姓,成为楚王族三族之一”。说屈原的祖先“瑕”因封地“屈”而得姓是对的。但说楚武王熊通姓“熊”则不妥,把屈瑕也冠以“熊”姓就更离谱了。因为“熊”在当时并非楚王之姓,更不是屈瑕的原姓。关于楚族的来源及其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东晋加官散骑常侍略论

加官为中国古代职官体系的常见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骑常侍为主要加官之一。在东晋,重要职官如中央尚书省长官、地方重号将军一般会获得散骑常侍的加官。总体来看,对高级官员加官,有对其以示朝廷优宠的意味,对低级官员则还有提高品级的意义。     

屈原投进汨罗江

古时候,有个叫屈原的人,在楚王手下当大夫（古时一种官职）。后来因很多人陷害屈原,楚王越来越不信任他,只信任奸臣的话,还免去了他的大夫一职。 屈原很伤心,认为楚国很快就要灭亡了。他来到江边,日日夜夜在那里走来走去,不久,他脸色憔悴,身体消瘦。这时,一只小鸟飞过来,“唧唧喳喳”地问屈原：“您不是在楚王手下当大夫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那些大臣和楚王都昏庸,这个国家全靠您啊!”     

试论屈原爱国思想的区域性和血缘性根源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源头,打动了历代文人士子。这种"与日月争辉可也"的爱国精神的形成既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楚国特定区域与屈原王族血缘的影响。     

"三闾"渊源考

本文综合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学术史等多种信息,考述昭、屈、景三姓渊源以及"与楚王同姓"的过程.本文结论的是战国三大姓昭、屈、景均源于楚王族,"与楚同姓",昭氏源于楚昭王,屈氏源于楚武王,景氏源于楚平王.     

新见羕陵攻尹戈及相关问题研究

羕陵攻尹戈是新公布的楚国有铭兵器,戈铭中的“郘豊”就是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书中的“吕礼”,主要活动于秦昭王时期,由此可判断这件兵器铸造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它和其他几件以事纪年的楚国兵器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兵器的监造者可以是当时的县公,也可以是县级的莫敖、司马、攻尹等职官;这种制度应该是受到魏、韩两国的影响。楚国兵器制度与三晋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监造者有变化,楚国始终未实行三级监造制度、未见明确使用刑徒等方面。     

楚国诸敖琐议

楚"敖"是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从历史的纵的角度出发,对楚国诸敖归类分析,以见出同中之异,进一步确定楚敖的内涵与外延;与楚敖有关的历史悬案,如被史家遗忘了一千多年的楚厉王以及屈完的职官问题等,也尽可能一一甄别.一楚国最早之敖即国君《史记·楚世家》称楚君为王自楚武王始,楚武王之前,有若敖、霄敖、蚡冒.若敖之前只有人名排列.武王之前楚国之敖即君主,是很明显的.     

释“莫敖”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论著均以为楚国官制与中原各国相比,颇有差异,其中特别是“莫敖”和“令尹”二职,是楚国所独有的职官。实际上,楚官与中原各国基本一致,个别具有特殊名称,究其渊源所自,仍属夏、商、周二个体系;“莫敖”和“令尹”的由来,当可说明这一问题。周原甲骨上的“楚子来告”,充分反映西周初年周楚之间的密切关系,楚国官制直接受到西周王室的影响。     

汉代边防职官循行之制考论

两汉政府在边郡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边防体系,边防职官循行视察边塞防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派往边郡循行的有中央以及地方的各级职官。对于循行官员的行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以保证其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循行的内容与屯戍相关,包括了兵器折损情况、守御器及烽火器具是否完备、燧卒对于烽火品约的熟习程度、燧卒在岗以及核实日迹情况,等等,循行制度保证了边防体系得以正常运作。     

《贤者喜宴》(■)译注(十六)

本译文上承译注(十五)。在这部分译注中,主要是记载吐蕃属民奴隶起义。其次叙及达磨赞普王族经过起义的打击逃往吐蕃各地的情况。 如果说达磨赞普被刺是吐蕃王族失去王权的开端,那么这还仅是其王族内部的问题。但是云丹、约松两王子争权割据,却是一统王朝的分裂之始,这是吐蕃史上前所未有的。继而招致的“伍约之战”(),它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第一,表明吐蕃王族矛盾不可调合,彻底分裂已不可逆转。这种矛盾是以王族争权为现象的奴隶主阶级间的矛盾,其矛盾和斗争与以前有很大不同:这不象以前各别贵族靠施以诡计搞个宫廷政变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以二王子为招牌,各自背后有外戚、贵族出面,并拥有大量军队,各有一定的根据地,双方采取长期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形式,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二十余年的混战,从参战的王族来说,除去耗尽了其本身的力量之外一无所得。而全局性的战争却在吐蕃属民面前彻底暴露了吐蕃王朝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