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事＋施事＋vp”型主谓谓语句的句法、篇章功能考察

“受事＋施事＋vp”型主谓谓语句的形成和使用受到句法、篇章的制约。在句法上有强调、突出受事主语和强调、突出补语成分的作用。在篇章中,受事主语有衔接连贯、对比和开启下文的作用,衔接连贯的受事主语能够使文气顺畅;对比的受事主语带有话题焦点的性质;开启下文的受事主语可以使主题统一;施事主语有对比强调和开启下文的作用,对比强调的施事主语带有对比焦点的性质;开启下文的施事主语起到主题统一的作用。     

现代汉语时间词主语的语义类型

现代汉语中的时间词是表示时间的环境因子，通过隐喻时间词能够获得主体的地位，获得参与者的身份，能够在句中充当多种不同语义类型的主语，如施事主语、受事主语、断事主语和描事主语。     

“受事＋被＋动”句式中“被”的词性辩析

“受事＋被＋动”句式中“被”的词性辩析郑献芹“被”字句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句式。它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受事＋被＋施事＋动词’；另一种是“受事＋被＋动词”。也就是说，“被”字后边的施事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当“被”字后边的施事出现时，“被”是介...     

古代汉语“主-动-宾”结构的多义性及其分析

古代汉语中“主—动—宾”结构具有多义性。除一般的“施.动.受”表义模式外,这种结构主要用来表示“使动”、“被动”、“为动”、“对待”等意义,不同意义类别的“主—动—宾”结构句可区分为主语是施事者的句子、主语是受事者的句子和主语既非施事者又非受事者的句子三类。     

论遭受类动词及遭受句

引言被动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有三种表达形式:被字句、无标志受事主语句、遭受句。这三类句子的主语都是受事,因此一般语法论著把它们合称为被动句,显然这个定义是从意义角度下的。在语法形式上,三种句子有着明显的差异。     

豫北内黄方言一种表婉拒的答句“俺VD嘞”

豫北内黄方言中存在一种规约化程度较高的表示婉拒的答句“俺V^D嘞”。该类句子属于持续类变韵句式“S_施事+V^D+O_{受事/结果}+嘞”的一个下位类型，动词变韵表示“动作行为完成后结果状态的持续”,句式义为“施事通过某行为而领有某物”,主要用于日常会话中发话人表示要赠予听话人物品的场合。能够进入答句的动词主要包括获取及获取方式义、制作义动词等，并受到引发句中名词性焦点成分以及现场时空条件等语境因素的制约。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受事·动词·施事”句

上古汉语有一种特殊的“受事·动词·施事”句,这类句子是受事主语句的一种,其中施事前面不用介词.该句式容易引起歧义,但它的使用受到多种限制,除了受语义限制和语境限制外,其中的动词也有限定特征.它是一种有标记的句式,上古以后逐渐消亡.     

及物性与语言的主观性

及物性作为一个表现经验的系统和语言的主观性有内在的联系。及物性传统上被认为是小句的特征：一种动作由施事者传递给受事者,但并非所有的小句都包含有施事和受事,因此语言的编码是有选择性的,在话语事件中对不同参与者的选择往往是出于话语者主观表达的需要。通过论述表明,及物性程度的降低可以导致主观性增强。     

“两结合”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吗?

有许多小说和电影,人们看了,常常发出这样的议论:“不真实”。碰到一些搞创作的同志,也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文艺最大的问题是‘假’。”“四人帮”打倒了,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那种“不真实”的状况是否彻底改变了呢?没有。文艺上出现这类情况,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怎样正确对待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问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元和配价成分对比研究

“论元”和“配价成分”是句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们经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元包括可用论元和必用论元，而配价成分则是句子不可或缺的成分。只有名词性成分能充当论元，而名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副词短语、介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子句都可以做配价成分。论元是句子的主语或宾语，而配价则可能是主语、宾语、补语或状语。论元是动词所表达的动作或状态的参与者，配价成分在句子中充当的语义角色则包括施事、受事、经历者、受益者、工具、主题、目标和源头等。     

评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观点——对侯外庐“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一文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封建的統治阶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这是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批判江青必须否定吕后吗?——兼谈历史人物评价和古今人物对比中的方法论问题

<正> “四人帮”横行时,吕后红得发紫;“四人帮”垮台后,吕后臭不可闻。历史上的吕后到底是个什么人?今天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江青歪曲、吹捧、自比吕后是为了实现她的政治野心,需痛加批判。过去通行的做法是把相差两千二百多年的两个人捆起来一齐打,为批判江青就打倒吕后。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旗帜鲜明”的,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这种批判方法实际上还在影射史学的迷魂阵里翻筋斗,带着“四人帮”制造的枷锁造“四人帮”的反:江青是以吕后影射自己,而我们的     

动结式“打 V2”的受事前置现象分析

对于动结式“打V2”的受事前置现象讨论的最多的是“打开”和“打碎”。通过对“打开”和“打碎”以及其它动结式“打V2”的受事别置现象在句法形式、事件性特征及语义上的不同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它们的受事前置现象及其原因。     

说汉语里的“从句”

什么是“从句”? 在汉语里,我们常常遇到句子作成分的现象,作成分的句于就叫“从句”。例如: (1)面色红润。这是一个句子,“面色”是主语,“红润”是谓语。可是在下边的句子里,这个句子却作了另一个句子的谓语。如: (2)老人 面色红润。例(2)的主语是“老人”,谓语是“面色红润”。“面色红润”在例(2)里就是“从句”。 句子作成分,这本是汉语的实际。把这类作成分的句子叫作“从句”,正如实地反映了这个实际。可是,多少年来,这种语言现象被人们解释成主谓词组作句子成分。大家所熟悉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就是这种观点。这样解释我们认为是不科学的。     

“雕弓”新解

《汀城子·密州出猎》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雕弓”一词究竟作何解?胡云翼先生《宋词选》注为:“弓的形状象半边月亮,把弦尽量拉开便成满月形,这样箭发出便更加有劲道。”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为:“弓臂上雕有花纹,称雕弓。”如果“雕弓”是苏东坡打猎用的弓,那么,“西     

《四民月令》完整反映地主田庄经济说质疑

地主田庄经济是指一个由大地主独立经营的、规模很大的、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经济实体,其经济内容应包括土地占有关系。《四民月令》没有明确反映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剥削方式。《四民月令》是一部时令书,其指导对象主要是洛阳地区的“四民”,包括地主和农民的各阶层,而不单是指田庄地主。《四民月令》的具体内容没有完整地反映地主田庄经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比较笼统地反映地主田庄生产和生活情况。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1920年代中共话语中"大地主"的概念使用与指向变迁

192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大地主”概念的使用上语境极其复杂，大致包含三种情况：通常意义上的大的地主、与地主混同的“大地主”、作为农村独立社会阶层且排斥中小地主的“大地主”。此种情况，本质上是中外文化和现实差异导致的“误会”，“地主”概念中文古义与所对译外文原义的冲突、翻译上的偏差是两大肇因。大地主概念因误会而生，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困惑重重，在使用过程中不得不因应中国国情，标准几经变化，最终不再作为与农民相对立的单一、独立阶层存在，而回归地主群体之中。这一过程深刻且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过程和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