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昂夫生平和创作

在新疆与祖国中原的关系史上,元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已成为新疆主要民族的维吾尔族(元代典籍中一般称回鹘或畏吾儿),早在元朝建立之前便已归附蒙古统治者,并在元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蒙古统治者吸收了大量维吾尔人加入上层统治集团。在近百年的时期内,元朝统治者虽然基本推行了民族歧视和文化专制的政策,但却无法完全改变各民族间的正常交往,无法磨灭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在那些统治者的后代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专家、学者。元代是维吾尔族人才辈出的时期,西域人(包括畏尔儿以外的各民族)的“汉化”为一时之盛。薛昂夫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     

畏兀儿一蒙古文学交流

在现代蒙古文化中,有许多因素可以说明它与毗邻民族文化早已有所交往。在前后共约三四百年(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时间中,属于突厥语族的畏兀儿人也充当过文化媒介角色。畏吾儿文化人和文学家哺育了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字和文学。畏兀儿文字作为一种得手的巩固与积累的工具,曾服务于蒙古语言——从成吉思汗义子失吉忽秃忽的断事文书到Д·纳楚克道尔吉的诗作,从失传的史籍《金册》到人民蒙古三十年代的新书。至今,蒙古语中还     

论文化整合——蒙维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

西域土著居民和畏吾儿人、蒙古人、契丹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在经过数百年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化、调和而发展成为近代维吾尔民族的历史过程,是文化整合的典型个案.     

畏兀儿文化与蒙古汗国

公元1206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建了规模空前的游牧国家——蒙古汗国。自此时起直到公元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北归朔漠,正是蒙古民族广泛吸收外来文化,飞跃发展的历史时期。早在蒙古兴起以前,畏兀儿已在天山南北一带创造出高度发展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史学界称之为“别失八里——哈刺和卓文明”。蒙古初兴的蒙古汗国时期,从外部输入的主要是畏兀儿文化,这对于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本文对此试作探讨,以图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文化的汇集交融是促成中华民族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的重要因素。     

蒙元时期中亚诸民族在中国的民族过程

跟随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进入中国的中亚人　，或与中国西北及其他地区民族相融合后形成回族，或因散居而同化于中国各民族之中，　经过蒙古帝国和元朝一百多年的统治，彻底完成了在中国的民族过程　，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变化及其对撒里畏兀儿的影响

十四世纪,随着元朝的灭亡和明廷的兴起,今新疆各地打破了蒙古人统治畏兀儿(今作维吾尔)的局面,元代中叶以来出现的各封建割据“地面”之间的力量在重新组合,蒙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撒里畏兀儿的东迁,促使一部分蒙古人和畏兀儿人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研究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明失哈密述论

明初西北七卫的建署与哈密的地位元朝灭亡后,西域分裂,吐鲁番、库车迤西迤南为察合台汗国后裔所据;天山迤北迤东为蒙古瓦剌部领地;罗布淖尔(罗布泊)地区为撒里畏吾儿人所据;哈密则处于元威武王纳忽里统治之下。洪武五年,明朝平定河西,在肃州(酒泉)设镇驻守,明朝声威远播西域。在这种形势下,西域地区各民族便渐渐向明朝靠拢,与明朝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洪武七年,撒里畏吾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来贡,明廷将其部属依地域分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各颁铜印,准其分别入贡。次年设安定、阿端二卫统其四部。安定卫大约     

元初畏兀儿族政治家廉希宪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廉希宪是我国少数民族畏兀儿族人,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他协助忽必烈取得汗位和统一全国,帮助忽必烈建立了各项典章制度。特别是对克服蒙古原来的杀掠政策、减少对经济的破坏,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薛昂夫行年考略

薛超吾,字昂夫,号九皋。以字行,人称薛昂夫。元代畏吾儿族有名的散曲家。 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薛超吾,字昂夫。其民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 薛超吾,康熙《衢州府志》作“薛超吾儿”,民国《衢县志》作“薛遮吾尔”,皆随音译写,字无定形。 “回鹘”,即古代之“回纥”,散居漠北,以游牧为生。隋大业间,与仆固、同罗诸部结为回纥同盟。唐德宗贞元四年,改称回鹘。后为黠戛斯所败,部落西迁,散居今新疆东南一带。蒙古铁木真时归附,称畏吾儿,即现今之维吾尔族。 揭侯斯《送爕元普序》云:爕里普化为蒙古人,本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之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薛超吾之称薛昂夫,亦徇此俗。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