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老年徐渭的少年情怀——兼《狂鼓史》系年考

关于徐渭《狂鼓史》的写作年代,至今争议不定.徐渭究竟何时写作此剧,关系到对此剧主题动机的解析.分析徐朔方、骆玉明所代表的不同推断,以徐渭的相关诗文作品和《狂鼓史》文本相参证,推断徐渭是在完成塞北之行后,回到绍兴(山阴)创作此剧,徐渭不仅在历史人物祢衡身上找到了深刻的自我认同,而且将祢衡作为他晚年孕育出的少年情怀的象征.在《狂鼓史》中,祢衡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超越岁月的意气超迈的“少年徐渭”.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①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所谓“狷者有所不为”,笔者有另文讨论。本文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精神,执著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     

谈一首词的时间哲理

春来春去催人老,老夫争肯输年少。醉后少年狂,白髭殊未妨。插花还起舞,管领风光处。把酒共留春,莫教花笑人。 这首《菩萨蛮》是南宋爱国词人张元斡(1091—1160后)晚年之作。此时的老词人已因作词赠送主战派胡铨而触怒秦桧,早被消     

“狂且”释

《诗·郑风·山有扶苏》有云:“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古今诠解者大多将句中的“且”释为“语气词”。清人马瑞辰《诗经通释》指出:“‘狂且’与下文‘狡童’对文。”不愧为独具卓识。只是他认为“且当为‘伹’之省借……狂且,谓狂行拙钝之人,”则仍不免失之。以本诗结构为复沓重章和本诗所写内容是女子对爱人的俏骂这两个方面来看,篇中“狂且”与“狡童”当为互文,但似乎须解“且”为“男(或士)”于诗意方足。释“且”为男或士(可详见郭沫若《释‘祖妣’》),“狂且”犹《郑风·褰裳》之“狂童”,《齐风·东方未明》之“狂夫”,本篇之“狡童”,均为女子对所爱男子的谑称,于诗意切合。释“且”为“狂行拙钝之人”,只有憎怒之意而苦少内蕴丰富的戏俏情味,与诗意不亲。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祢衡话语的文化符号意义

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抟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系统。祢衡话语以祢衡的惊世之狂为焦点和亮点,其惊世之狂突出表现为以狂卫道、以狂抗权和以狂张扬个性;祢衡话语又以“击鼓骂曹”为关键词和建构肯綮,其“击鼓骂曹”具有不可代替的典型意义,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和张扬个性的文化符号。     

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

世纪更替容易强化对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的紧迫感.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为题重塑中国形象,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既区别于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漂流、意义矩阵与叙事神话——《Life of Pi》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少年派》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少年派》的电影语言并不单纯与“漂流”或者“成长”有关,更内在的是多重叙事之间的往复穿梭.影片最终将“真实”与“真相”完美地缝合在了一起,既完成了视觉体验意义上的一次光影历险,又成为将“故事”转译为“奇观”的一次成功催眠.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小说中的“顽童叙事”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小说创作中,悄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此前的儿童叙事,此种儿童叙事主要撷取了儿童淘气、调皮、好动、好奇、捣蛋甚至恶作剧的层面,张扬并肯定儿童的活泼、快乐、纯真、嬉戏精神,呈现了轻松幽默的风格,呈现出“顽童叙事”的审美特征。顽童叙事自秦文君开始,经新世纪以来的梅子涵、杨红樱、张菱儿及“红樱”二代等大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顽童叙事在儿童的认知上不是把童年这一时期看作成人生活的预备,从而引导、教育儿童尽快进入成人规约与建构的秩序与意识形态世界中。它更看重童年期自身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它是一种新的对童年的想象与建构,是一种新的童年文化理解。     

柳公权“目中无人”

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少年时字写得七扭八歪,后经苦练大有起色,因而得到同窗的称赞、先生的夸奖,为此他有些扬扬得意。 一天,柳公权在村头的老桑树下摆了一张方桌,挥毫写下“会写飞凤字,敢在人前夸”十个大字。     

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特点及启示

台湾地区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于1997年公布,是一部实体、程序、组织相综合的法律。该法对少年违法犯罪事件设立了独立的程序,立法理念也着眼于“少年成长的非连续性”,三种回流机制的设计使少年有多种机会进入少年保护事件程序,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保障少年健全的“自我”成长的目的。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未来的立法中,我国大陆地区应订立一部专门的少年法;同时,在观念上,要放弃对少年单方面的“爱”,真正尊重少年的未来。     

重视和加强农村“留守少年”的法纪教育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和提高,但是农村留守少年法纪教育缺失问题在各地农村仍然极为明显,留守少年的安全、教育、情感、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击。尤其是农村留守少年的违法乱纪现象急剧上升,已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农村“留守少年”法纪教育缺失的现状以及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找出预防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以此来增强农村各级组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法纪教育意识,减少农村“留守少年”违法犯罪并同时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关注生命的成长——沈石溪成长小说刍议

沈石溪成长小说本着文学向“人学”回归的理念 ,着力反映少年“性”意识和“人”的意识的觉醒与高涨 ,体察成长的烦恼和痛苦 ,以浓重的悲剧色彩再现少年情感世界。     

论金圣叹之至情至性

本文从对金圣叹本人狂怪孤傲之性格的论析入手,旨在把握至情至性的金圣叹与其至情至性的哲学思想及文学批评的内在关联。主要论述金圣叹的人格心态,揭示其狂怪孤傲与时代错位的个性特征,与其在“消遣”中表现出来的自我适意与入世不朽的矛盾人生观,以及其以“自诚明,谓之性”为重要内涵的人性论,而这种“错位”与“矛盾”显然与其崇尚“无拘无束”、“直道而行”、“性即自然”的人性论有着多重的关联与无法避免的必然性。     

明清美学思潮中的狂逸范畴探微

“狂逸”作为一个显著的性格外化表征,蕴含了明清文人独特的人生追求和审美意识,体现了明清文人的精神叙述与审美倾向,昭示着特定时代话语下的独特情感体验.明清时期,高度集中的王朝统治及思想文化专制,与商品经济推动下要求个性自由相悖,涌现了徐渭、唐寅、李贽、龚自珍、朱耷等狂逸之士.他们普遍以疯癫姿态游离于世俗之外,以白眼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孤独心理包藏着无限意蕴.     

论长沙文化行为模式与楚文化之关系

长沙文化是在和楚文化的传承与冲突中凸显出自身的文化特色。其间,有宋代湖湘学派务实精神的改塑,有重山迭岭、滩河峻激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强悍民气的烘焙,有近现代血雨腥风的洗礼,但无论如何,长沙文化无法割舍和楚文化的血缘关系,总是在和楚文化相生相荡的历史摩擦中,不断地进行同质选择和异质选择。长沙文化行为模式的生成和特点,就是对这种历史选择的最好证明。一、“狂”与“辣”“狂”是楚文化的招牌式特征。历数古代的狂者,无论是髡首的接舆还是裸行的桑户,是浮尸的伍子还是“耦而耕”的长沮和桀溺,其名字都和楚人连在一块。无论对“…     

充满“嘴戏精神”的幸福顽童——建国初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建国初期，昂扬向上的乐观气氛形成较宽松的创作环境。在儿童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批描写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小说。这些充满“游戏精神”的幸福顽童取代了解放前苦大仇深的难童形象而成为儿童小说的主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