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

关于屈原自沉的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研究屈原沉江的逻辑起点应是研究屈原自沉的动机及其意义。“赐死说”根据不足 ;“殉国说”是特殊时代的“古为今用” ;“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对主体认知不够 ;而“洁身”、“殉道”、“泄愤” ,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 ,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驳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说

屈原否定论者从多方面否定屈原,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过去,胡适在屈原的名字上加上“传说的”三个字(《读楚辞》),如今,三泽玲尔说:“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关于屈原的历史传说,恐怕是……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屈原问题考辩》)这种屈原是“传说     

摄提·孟陬和屈原生年之再探讨

关于屈原的生年,学术界探讨已久,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究竟是否指明屈原降生之年?二、“孟陬”是否是“夏正正月”之专称?三、屈原自述生辰用的是“夏正”还是“周正”?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解决,则屈原之生年便无法确定。我以为陈久金先生的《屈原生年考》(见《社会科学战线》八○年二期),大胆提出的“楚用周正”说,在探讨屈原的生年上开出了一条新蹊径。对他的立论和推算方法稍作修正和补充,屈原的生年便可考定。据我的推算,屈原当生于“周正”前三四○年正月初七,亦即“夏正”前三四一年十一月初七。现将我的意见分述如下。     

《屈原职业考》质疑

吴郁芳同志在《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对于屈原的职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种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的精神是可佳的。但文中也有一些不够稳妥之处,其中不少问题不仅关系到屈原的生平,而且涉及到对于屈原作品的一些基本看法,需要弄清。一、作者提出屈原为巫祝说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诗人的“嘉名”和“奇服”。作者认为屈原的“嘉名”“正则”和“灵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楚辞》黄昏意象发微

楚辞汇聚了浩大多元的“黄昏形象”。楚辞“黄昏意象”的“原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特征是屈原创作关系不大的“真实”背景；“娶妇以昏时”的婚姻习俗仅是屈原借以抒情表白的“外在”形式；宫廷官府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与过多的夜间祭祀活动，才是屈原政治生活的直接背景；而作为贵族诗人的屈原，那敏感多愁、长夜难民的心理特征，才是《楚辞》“黄昏意象”的灵感触发与主体倾向；至于楚民族和屈原对太阳的崇拜，对太阳神话系统的熟悉、坚信，则真正成为《楚辞》“黄昏意象”的“原型”。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屈原诗学的人文地理分析

以屈原为主要诗人的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在诗学领域,屈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排除有关传说中的巫术成分而观其内核,不难发现,中国民间将屈原看作“水之魂”或“长江之精魂”.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从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其雅节制的诗学世界,从而为中国诗性文明的博大和辉煌提供了一个与《诗经》同等重要的源头.     

屈原与九华山

九华山古称陵阳山、帻峰和九子山.千年古镇“陵阳”,就在九华山脚下.楚顷襄王在位时,屈原曾流放陵阳,走的是以水路为主的流放路径.“当陵阳之焉至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此“陵阳”为地名,位于今池州青阳.屈原流放陵阳时创作了《哀郢》《远游》和《招魂》等诗篇,对陵阳山道家思想的形成、贵池傩文化的发展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一部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读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

八十年代,日本几位学者的“屈原否定论”的有关文章陆续被介绍给我国读者,而我国知识界的某些人正在蕴酿着椎出一股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逆流,于是,在我国的学术园地里,在“文化热”的背景下,我国楚辞学界的学者抓住屈原问题.同日本几位学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是日本学术界在五六十年代讨论屈原问题的继续,也是我国“五四”以来讨论屈原问题的发展。从学术研究的现状看,认真地开展这次讨论,还     

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     

岳阳川芎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

民俗,是古代社会风情的“活化石”。岳阳等地民间茶俗中的川芎茶、椒子茶,与屈原作品有着明显的联系。屈原作品中的香木“江离”,就是“川芎”;而屈原作品中的“椒”,似乎就是“茶椒子”。此茶俗在长江中游两岸,似只有岳阳等地才有。是屈原流放江南期间,晚年寓居此地,喝惯了这些茶,便把它们写入了诗中;还是岳阳一带人民,为纪念屈原而把其喜爱并写入诗中的香木加入茶中,久饮而成习的呢？似都可以作为《离骚》等作品作于此地或其附近的佐证。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屈原故里江陵”辨

<正> 1989年9月2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一条消息:《屈子故里何处,新论云是江陵》.12月12日,《中国新闻》以《湖北揭开屈原生于江陵的千古之谜》为题,将上述消息发往海外,称这一“研究成果”已“经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确认”.笔者认为,消息用语似乎太武断了些,几乎没有了讨论的余地.屈原诞生在什么地方,虽然从古至今的屈原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在秭归,仍可以进一步研究.现就个人见闻所及,略陈己见,看“新论”创立者们揭开的是个什么样的“千古之谜”.     

屈原《楚辞》“东西南北”说——屈原“感情流”追踪

本文力图运用统计学原理,通过对《楚辞》中出现的“东”“西”“南”“北”四字的考察,分析屈原的感情流投射,去追踪其深层实质。进而通过核心主体(屈原)的遭际,探讨屈原“感情流”的走向及其结构,剖析屈原自沉的深层原因。我们考察屈原的感情投射,发现他对于东西南北四方寄予了不同的情感,尤其对西方、南方感情最炽。对南方则多与现实情感相系联,而对西方则多与神话宗教信仰情感相涉。对东方有欣喜之情,这很可能受原始宗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