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与出版法规之演变

中国文学自十九世纪末纳入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机制之后,就不得不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脉动而发展。社会现代化是在否弃传统的基础上建构民主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历史语境中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和历史使命的双重压力,使文学表现出彻底摒弃传统的批判意识与追求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科学先进的新知识的现代性追求。这种现代性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核心,但不是全部。二十世纪前期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颁布了各自的出版法规,这种出版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所阻碍甚至扼杀,但其维系现代性秩序的否定性价值却值得肯定,更无法否认其历史性的存在。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建构并非单极发展,而是在这些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一种稳定的现代性秩序,这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常态。     

容纳与建构：1935—1948延安报刊与文学传播

以延安时期的报刊研究为切入点,从传播学视角进行探析,认为报刊在延安文学传播过程中的职能及其拓展表现在:议程设置与话语的构建,创作实践与批评的互动,受众培养与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定位,创作主体的聚合与文学公共空间的形成等方面;强调回到历史叙事的现场,从文学作品传播的媒介及其规律入手,应成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的也是基本的途径。     

清季民初出版法规与文学传播之演变

清朝晚期制订了中国第一部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在此法规之下出现了三种文学传播路径:主流的、民间的和边缘的.民国初年又制订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法>,对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压制和规范等作用.     

白居易的文学传播意识与其作品传播之关系

白居易具有非常强烈而自觉的文学传播意识,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看,他的传播意识涉及受众、传播效果、传播方式、大众传播等范畴,这些均可在他的以《与元九书》为代表的诗文自述中得到印证.同时,白居易这种自觉的文学传播意识对于他作品的创作数量与存留数量均具有较为重要的主观性作用,并因此影响到他的文学史地位.     

论湘赣苏区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

湘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红色新闻宣传的重要阵地。在湘赣苏区,红色报刊的出版、发行及阅读,在湘赣省党委、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体系以及灵活的发行模式和阅读模式。湘赣苏区的红色报刊,提高了军民的政治觉悟,加强了苏区的宣传工作。     

华文报刊、南下文人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嬗变——从五四到抗战

中国现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均与华文报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五四至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伴随着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传媒的交流、两地人员的往来而跨界传播、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在以中国南下文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华文报刊编辑的传播和倡导下,东南亚华文文艺界依托华文报刊这一重要的文学载体和传播媒介,使东南亚华文文学实现了从旧体文学向白话新文学的现代转型,并先后推动了东南亚新兴文学(革命文学)、南洋色彩文学和抗战救亡文学运动,促进了现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壮大,由此联结起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紧密的历史文化联系。     

创作·批评·传媒众声喧哗下的打工文学

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受到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立足于单纯的文本分析,势必会造成对打工文学的片面理解。为了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打工文学之特点,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入手探究其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分析其在传媒和文学批评影响下的崭新特点。     

汉口租界的报刊与传播控制

近代汉口新闻事业之发端与繁荣,与租界及租界特殊的传播环境有密切关系。开埠以来,外侨与国人在汉口的五国租界里创办了近百种报刊。租界内的新闻传播受到多方面控制:汉口租界当局的基本章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管理的条例;满清与北洋政府从多方面对租界内的报刊进行钳制;军阀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亦常插手干涉。与上海租界相较,汉口租界的媒介与传播环境仍有自己的特色。     

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

自数网技术介入学术传播至今这20年中,学术传播的,业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纸本学术期刊基本退出了传播,只保留了“发表”的功能;封闭的出版环境被打破,来自境外和其他行业的传播主体正在或已经侵入传统学术期刊的领地;一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已在数网技术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当我们回顾这段鲜活的历史时,不难发现史实远比理论精彩,在封闭或开放的空间里,技术作用的形态和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如今,学术传播正在由简单静态结构向复杂动态结构转变,面对各种力量角逐的开放的国际空间,如果我们因应传统的惯性而总是试图以纸本时代的传统秩序和手段来予以规约,就会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当我们试图构建新的传播秩序时,却又发现,学术传播的话语权也已为某些国际学术传媒集团所掌控,它们已成为国际学术传播秩序事实上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因此,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才能赢得国际竞争,而竞争的焦点必然是学术平台.如何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传播平台,并进而参与乃至主导国际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受众关注：新闻传播对文学传播形式的影响与启迪

同样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新闻传播在争取受众方面比文学传播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由其多样灵活的传播方式决定的。本文试图从分析接受者的选择心理入手,对比新闻传播与文学传播在争取受众上的差异,主要是传播方式上的差异,由此略论新闻传播对文学传播的影响与启迪。     

智能传播秩序建构：价值取向与伦理主体

大数据、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催生了人工智能传播的范式,改变了当前的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在实践、价值观念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处阶段以及人工智能传播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人工智能传播引发的传播秩序失范问题正在加速解构和重构社会,改变着当前的社会关系。就目前阶段而言,人工智能自始至终依附于有生命体的人而存在。如果传播秩序由技术而不是由人来主导,就急需反思人类本身存在的意义和新闻传播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当前,面临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秩序失范问题,亟待通过法律规制和伦理道德等手段来实现人工智能传播规范化治理。     

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厚重力作——读《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以近代中文报刊为视角,研究晚清文学在报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现代变革,体系阔大,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新见纷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转型的厚重力作。     

近代报刊革命诗话的创作与传播

清末民初,近代报刊出现了以宣传民主革命为己任的新型诗话,即革命诗话.它的产生和传播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学产物.从其历史演变来看,近代报刊革命诗话以1911年为限,分为两个重要发展时期,并有着各自的诗学倾向.它的产生与传播一方面得益于报刊和文学的双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国粹主义思潮推动的结果.这不但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论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传播模式转换的动力因素

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传播模式由小众化向大众化的转变,是革命者、商人、知识分子各自价值观发生在大众传播领域里的重叠与合谋。换而言之,该时期的文学走向大众化传播是文学改良者、革命者、出版商、知识界与传媒人等多个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     

王统照与中国新文学出版传播活动

王统照是一位"诚笃,严谨"①、"朴实,诚挚"②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一丝不苟地担起全部责任"③的编辑.以新文学的"美、善、知",去"感化"、"薰浸"读者的心灵,让"真的文学的根"由"人之心内茁生",是王统照自觉的文学使命,也是他自觉的编辑使命.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传播史上,王统照是一位有着真诚风格、"真"的心性及其哲学理性的编辑大家.其魅力缘于他的赤子般"纯念"和孺子般"真诚".他倡导"不阿私"、"不回避"、 "不唱高调"、"不容‘市侩主义'"、"不‘骑墙圆滑'"的编辑批评态度,反对言过其实的标榜和心怀歹意的攻讦;主张编辑鉴别"只以作品的价值为准","视其艺术的如何为准,绝不有所偏重";编辑方法"不必一律从同,像每一个作家一样,各有其姿态与风格".探索<编后记>作家作品评介及专栏介绍和世界文学译介的编辑特性与侧重;认为,编辑是作品与读者的推介者、整合者、批评者、鉴别者、倡导者和刊布者.王统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文坛各路名家一起共同把文学出版物编辑水准推向一个高峰,其编辑范式被借鉴袭用至今.     

钟表秩序、文明转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现代性的本质人表现为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人为世界立法的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现代性理性秩序的确立是通过时空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完成的,将“劳动时间”作为度量人生命的标准和尺度是现代化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改变之一。钟表时间的采用成为这种改变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一种去主观化、人性化、立足于客观的现代性的理性秩序的确立。现代时空观念的客观化、脱域化与功利化与人的生命体验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文学作为时代心灵的敏感触角,极为全面、深入地记录了这种文明转型的阵痛与激荡,其中既表现为追求合理性化的正面现代性诉求,也表现为对抗这种以钟表秩序为标志的理性化扩张的反现代性诉求,这在苏曼殊的创作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从这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中,我们才能把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

报刊媒体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剂,而具有商业气息的海派文学总是经由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先锋性的同人海派杂志有助于推动新潮,但如不与"流行"结合便难以为继.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以及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是海派报刊兼顾通俗流行与品位的行销策略.与海派文化具有同构性的上海小报,其文学以饮食男女为基本主题,在趋新趋美、实用实利、琐屑媚俗之下,也不动声色地给市民们带来新的观念,一定程度增进着都市的文明.     

公众期待与文学的内部秩序

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虽然作者各自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思路迥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均在坚持文学自律的前提下,涉及文学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假如20世纪80年代曾盛行过文学“向内转”的说法,那么今天也绝对不是一个对应的“向外转”问题。从笔谈中可以看到,一种反思性的,让文学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时代、与世界发生关联,同时又坚决保留文学的自律、自由的努力,正在悄然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