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文章流别集》异同

《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祖,《文选》承袭而来,但又不同。在文学观念上,《文选》认为文章“随时变改”,而《文章流别》则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在文体分类与操作上,《文选》不录经、史、子,《文章流别》可能录有五经文字;《文章流别》贵古贱今,《文选》则认为近胜于古。     

《摩西五经》的叙事时间研究

《摩西五经》是基督教经典《圣经》的重要部分,对西方文学有深远的影响,但是读者常有阅读的困惑以致误读。本文拟从叙事时间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     

《文心雕龙》三曹文体论与文学特性之揭橥

《文心雕龙》中宗经是宗五经,不同文体本源于不同经典,实际上是按照五经内容将全部文章划分为论道说理、抒情言志、记人记事、记言、表达意旨等,进一步概括,对应于今天的学问文章、应用文章和文学作品三类文体。文体分类研究有助于在文体共性认识基础上揭示其特性。按照这三类文体整合刘勰的三曹论,阐明他所揭橥的文学特性:以情志为主,以正情性为目的,以特殊方式说理。     

《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

从历史上来看 ,对《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过三种 ,即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政治解读是传统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历史解读是一种过渡 ,把“五经”当做历史典籍 ,但是并未真正与政治解读划清界限 ;文学解读是近现代以来的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人生与个性的重视 ,反映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应该结合起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 ,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     

唐五经博士考

在唐五经博士建置的相关问题上,需要梳理大历到大和六十多年间归崇敬、权德舆、郑覃等人的讨论以及正史资料。经考证唐五经博士最终设置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八月七日。五经博士员额为五人,隶于国子学,正五品上,以本官兼任,给禄粟,每人专一经,各以本经教国子,名某经博士。载籍可考的五经博士唐代十人,后唐十一人。     

太子的意图与《文选》之根

作为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具有鲜明而深刻的文化史意义。太子萧统的编纂意图,不仅体现在形象工程方面,而且与梁王朝的文化工程息息相关。《文选》之根是为《五经》,其所透显出的强烈的儒学精神,正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客观反映。     

《五经正义》与“尔雅学”研究

《五经正义》是唐代初年孔颖达等人奉敕编撰的一部经学训诂著作,《尔雅》是汉代以前出现的一部以今语、通语解释古语、方言的辞书。孔颖达等人在疏通训解“五经”时,不仅广泛地征引了《尔雅》及其汉魏旧注,而且还论及《尔雅》学的诸多相关问题。本文对《五经正义》在征引《尔雅》及其旧注时的训释特点作了总结;对《五经正义》关于《尔雅》撰人、序篇、篇名含义及《尔雅》声训法的运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五经正义》征引上的失误作了初步的探讨。     

揭西五经富保卫战

1949年秋,蒋介石的残军纷纷逃窜去台湾,广东只剩下胡琏兵团盘踞,他们在临死挣扎中阴谋从丰顺县的汤坑窜入揭西县的五经富。我潮汕地委掌握了敌人的动向,即把闽粤赣边纵第三支队布防在五经富。部队一到五经富就马不停蹄地挖战壕、筑工事、召开军民备战大会、誓师大会,积极备战。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孔颖达传》辨异

《新唐书》《旧唐书》是研究唐代经师孔颖达生平及其主编的《五经正义》的重要材料。二者在孔颖达的字、“十八学士图赞”、孔颖达明服氏《春秋传》、孔颖达与唐太宗的“故事”、《五经正义》的书名及卷数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的抵牾之处。这些抵牾之处反映了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尴尬处境。     

论源于《诗经》婚恋成语的文化意义

《诗经》是“五经”之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深远。《诗经》也是滋生汉语成语的巨大宝库之一,表现恋爱、婚姻意义成语数量不少。通过对这些婚恋成语的整理考察,不仅可见中国早期恋爱自由、忠贞不渝、适龄婚嫁的感情观,以及男尊女卑观念的初显,而且还可见到媒聘、礼祝美好的婚俗和完整隆重的婚姻礼仪在我国由来以久,并对后世中华礼乐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王充文学真实观新探

王充作为东汉时期卓越的思想家,他当年在《论衡》中所说的“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化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佚文篇》)之中的“文”,都是最广义的“文”.但毫无疑问,也包括了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而一部《论衡》以真实为其理论核心,统率全篇,因此,王充关于“真实”问题的多方面的论述,自然亦涵盖着他的文学真实观.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五经正义》引《说文》考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孔颖达的疏(以下简称孔疏)中引用 的《说文解字》原文，所用的体例主要有全引、节引、叙引等三种。本文对《五经正义》孔颖达疏中所引《说文》各条进行了 穷尽式辑录，所辑引文285条，与今通行大徐本(陈昌治本)进行了逐个比对，对有差异的条目，参考有关文献，力求考得 是非；对一致的条目在附录中逐一列出，以求对《说文》的使用和研究有所帮助。     

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文学的地域性与气候（物候）的差异性有密切关系。中国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时代差异,使中国古典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景观、地域色彩和地域风格。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公羊传》何以首立学官

《春秋》在汉代有三种传授本,世谓之“三传”。其中相传为公羊寿所撰之“传”称为“公羊传”。《公羊传》在西汉时首先立于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五经为《诗》、《书》、《易》、《礼》和《春秋》,其中,《春秋》唯《公羊传》而已。《公羊春秋》不仅作为五经之一立于学官,而且地位特别显赫,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之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

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曾普遍盛行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复仇文学主题。《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作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两部经典著作,其复仇主体在复仇行为过程中表现的差异昭示着中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复仇文学偏重关注复仇事件本身,而西方复仇文学则更多地关注复仇主体的精神世界、性格变化等。这种差异的产生实际上又是中西方文化习俗、文学传统等诸般差异作用的结果。     

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定位

在《古史钩沉论》中龚自珍提出了史无所不包的观念,将历代置于史之上的五经,统统归属于史的范畴,并由此得出经为史之大宗的结论。龚自珍还以史之大宗、小宗来区分五经、诸子,将经、子都纳入了史的范围,并据以提出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之说,否定了孔子对六经的著作权。龚自珍对经史关系的这一定位说明,龚自珍的经学绝不仅仅是今文经学。     

明代南直隶乡试试经流变考述

明代科举考试中对儒家经典的测试,集中体现于乡试、会试试经,采用"专试一经"的政策,命士子从儒家五经中自由选择一经应试。对明代举人数量最多的直省——南直隶(约今苏、皖、沪三地)——共64科、8904名举人的试经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试经中五经分布不均,偏经现象严重,中式《诗》者最多,中式《春秋》《礼记》者最少。从流变上看,明前期各经的试经占比波动较大;明中后期中式《易》者渐增,各经占比趋于稳定。南直隶乡、会的试经分布、流变情况高度关联,与全国会试试经情况类似。试经分布与流变受习经人数、社会思潮、地域学风等因素影响。为防止五经偏废,科举设计者对试经进行了配额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