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如何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问: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一位社区工作者来信说:“我们特别希望社区居民能参与社区各项工作,我们曾挨家挨户去动员,但居民参与积极性仍不高。致使社区居委会的民主自治等许多工作流于形式。”她问:如何才能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答:要确保公民及社区居民在不同的途径或程度上能有效地参与,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立法的保障,即     

社区发展与建设主体研究

社区建设与发展是以社区为单位的 ,如何动员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体最充分的发挥其参与的积极性是社区建设与发展成败的关键。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组织及派出机构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充分发挥企事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支持作用 ,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中介作用 ,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并且使地方政府组织及派出机构、企事业组织、社团法人组织和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合力 ,城市社区的发展才会有动力、有基础、有保证     

新成立的居委会怎样开展社区自治工作

社区建设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着眼于社区里的人、社区里的居民。推进社区建设,必须要让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越广泛越好。一个是要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一个是要最大限度地让居民参与,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优良品德全部发挥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区建设的初衷,也是社区建设的目标。 这一环节需要把握的主要问题是: 依法把握社区自治。社区自治,即社区成员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的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管理行使一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的性别平衡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和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通过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全国文明社区)的个案发现,男女两性居民拥有的社区性别资源差异与参与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相对而言,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拥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资源,这也导致女性的参与意识与行动显得比男性积极,从而造成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现象.社区性别资源差异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一定的责任,但关键还是在于社区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无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宏观领域渐成趋势,但在社区更多的是一种性别盲区.为了改变城市社区参与性别失衡的现状,社区管理者要树立性别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建构有利于男性参与的社区氛围,针对居民性别特点设计活动,提高男性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探索“以人为本”社区参与的新思路

社区作为居民聚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发展离不开居民的共同参与。以人为本的社区参与新思路将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针对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政府在社区参与中角色不清、非营利组织缺乏社区参与条件、驻区企业缺乏社区参与的责任感和社区工作者缺乏创新的社区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增强社区居民参与主体意识、准确定位政府在社区参与中扮演理想角色、提升专业社区工作队伍的能力与方法和拓宽社区支持网络等多种形式的解决路径。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低碳城市社区:居民认知与居民参与——青岛社区居民调查

通过对青岛市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社区居民对低碳社区建设的认知状况和参与状况。描述统计分析发现,社区居民对低碳社区普遍有着基本的了解,但对政府和居民自身在其中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认识。社区居民在参与低碳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一般性节能环保行为较多,专业性低碳参与行为较少;个体自觉行为较多,相互影响和推动较少;绝大多数居民将低碳社区建设的最重要职责寄希望于政府行为上。与西方低碳社区强调民众参与和责任分担相比较,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由此影响着对应的政策设计。     

八句话

近一两年来,城市社区建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大中城市到小城镇,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工作中的“热点”。但在社区建设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倾向,值得关注。一是行政化倾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基础是居民参与,本质是居民自治,核心是以人为本。政府的职责在于组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培养培育居民自治能力,创造条件让居民管理、办理自己的事情。可在一些社区里,却出现了政府当家多、居民做主少,政府议定多、居民参与少的现象;出现了有些政府部门争相把自己的“腿”伸进社区,工作压给社区,对社区居委会发号施令、派任务、下指标等等。     

从社区“独角戏”到居民“大合唱”

"社区是我家,管理靠大家。"这句话在社区管理中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2011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街道引入"参与式"社区治理的理念和方法,积极推行"三自三服三包"的项目化管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参与式"社区治理调动居民积极性土湾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川认为,传统的社区管理都是自上而下"领导式"的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居民和社会单位都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关于社区体育自治与居民参与的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是衡量我国社区体育自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通过增强社区意识、利益社区化、参与组织化、服务专业化、社区自治主体化等提高居民社区体育自治的参与程度,是推动社区体育自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区居民自治浅谈

面对当前不尽如人意的社区居民自治现状，我们应当努力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整合平台，培育、引导、保护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文章对扩大社区居民自治范围，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城市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现状及其途径探讨

城市社区管理创新关键在于民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提升,现实生活中,民众参与社区建设呈现参与率偏低、参与的能动性不高、参与方式单一、参与人员分布不均、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活动持续性不够等特点。可见,民众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最为艰巨的环节。因此,要从培育社区意识、塑造公民精神,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社区自治,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队伍,大力发展社区非营利组织等途径,为居民提供更多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进而保障居民利益,使之进一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     

特殊都市社区旅游开发研究——以广州沙面为例

社区旅游主要是从社区发展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这就必须综合考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理的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广州沙面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美的生态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多样而又大部保存完好的西洋近代建筑,旅游资源特色十分突出,是一处别具一格的特殊都市社区。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都市规模急剧扩张的广州,要有效保护沙面弥足珍贵的旅游资源乃至优美环境,充分发掘其旅游潜力,就应当以社区建设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的方式,整体调动政府、游客、旅游供应商和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尤其是通过居民参与来提升他们对地方特色旅游资源的正确认识和保护观念,这对居民或资源本身及其他旅游利益相关方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社区服务驱动力激发与政府角色调适

社区服务驱动力是推动社区服务发展的动力机制,内含供给主导式的外部驱动力和需求诱导式的内生驱动力。由于我国政府的角色偏差,社区服务陷入外部驱动力过度和内生驱动力不足的困境。有效激发社区服务驱动力的政府角色调适路径应是:激发外部驱动力应理顺社区服务管理体制、优化社区服务结构体系;激发内生驱动力则需完善社区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大力培育社区服务队伍、健全居民参与途径。     

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以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

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民族地区扶贫致富的手段之一。本文以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吉娜羌寨为例,从"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地区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相关问题。吉娜羌寨定居点的建设和旅游开发,应当根据灾后重建的实际情况和羌族村落的传统,采取"政府主导下社区参与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模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规划;社区广泛参与,发挥主要利益主体作用,形成合力,着眼长远利益,走民族定居点建设和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释义与实践发展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城市基层民主的形式是“居民委员会”,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实践的创新,“城市社区”延伸和取代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含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经历了初创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即城市社区从“法律上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建设的政府领导——政府领导与居民自治的双重属性”的变化,推导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的法律地位可能的两个趋向,即社区自治的归位和政府领导的弱化.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实践中需要在有效整合社区利益的前提下,构建政府与社区间平衡与协商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伙伴与共赢关系、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间互补与互限关系为框架的社区建设主体行动机制。     

生态文明视域下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的建设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大力培育居民的生态文明素质,树立起居民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普及科普知识,才能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千家万户,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融。     

新型社区服务体系的建构：以社区居民参与为中心

社区服务在我国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我国的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商业服务和社区互助服务都正面临着各自的发展困境。究其原因是由于传统的社区服务体系中缺失了非常重要的两环——“诉求表达”和“评价监督”。因此,有必要建构一种基于“自主的社会领域”和“扁平化的社区服务平台”,有助于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众包”能量,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其中的新型社区服务体系。以此来适应社区居民不断延伸的需求“长尾”,进而实现面向实际需求的社区服务资源整合并提供随需而变的社区服务,真正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