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与湖南新学

本文通过时务学堂创办过程陈宝箴对湖南新旧势力的态度、陈宝箴与梁启超在目标与做法上的差异，去探讨陈宝箴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认为：陈宝箴在湖南对维新运动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但又不赞成康、梁变法改制的思想，并对之严加批评。     

陈宝箴与湖南矿业近代化的发端

1895年10月,开明官员陈宝箴受命就任湖南巡抚。他凭借政治强力,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陈宝箴以优先发展矿业作为兴湘首要之策,大力倡导西法开矿;到1896年,随着近代矿山企业的稀疏出现,湖南逐渐形成了以矿冶业为主体的近代企业体系,经济近代化开始启动。湖南的经济近代化属于典型的依靠政治强力自上而下启动的后发型区域性近代化。     

郭嵩焘洋务思想对陈宝箴启动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陈宝箴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且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大体相似,而这些相似性导致了两者有着共同的悲情结局.两人之间因思想相近产生强烈共鸣而结下深情厚谊,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加深了彼此的影响,尤其是郭嵩焘的洋务思想给陈宝箴后来所主导的维新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陈宝箴以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吏治思想的执行者、富强观念的实践者的身份践行了郭嵩焘的思想主张.     

关于评价陈宝箴的讨论

本刊自开辟《青年园地》专栏以来,青年读者不断来稿来信,有的并对一些文章提出商榷意见。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提倡学术争鸣,我们摘要发表关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一文(载本刊1982年第1期《青年园地》)的讨论意见。我们希望青年同志们就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写稿,共同努力办好《青年园地》。     

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探析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湖南连年遇荒,灾情严峻。在湖南巡抚任内,陈宝箴于社会赈济用力甚勤,其赈务是围绕其社会赈济思想而展开。陈宝箴的社会赈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恤赈、协赈、代赈、励赈。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赈济传统,是对中国传统赈济思想的继承,也提炼于其本人多年从事赈务的实际经验。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的实施,对于缓解湖南当时的灾情是非常必要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在实践效果上是不尽理想的。     

陈宝箴集外诗文钩沉续

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晚清有影响的封疆大吏。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宝箴集》。几年来,未入集的陈宝箴遗诗遗文若干篇又被搜集,并予以整理。这批陈宝箴遗诗遗文提供了了解陈宝箴生平经历、人事关系的新材料,具有较高的文献资料价值。两首五言古诗展示了陈宝箴作诗的功力;郭嵩焘挽联概括了郭嵩焘忧国忧民、为天下先的识见气度;谢委署湖北布政使折有助于考证陈宝箴两次代理湖北布政使的原因、时间;周堪庚别传歌颂了明朝遗民周堪庚的气节忠义;李必昌寿序帮助我们了解寿序的写法和过去的风俗礼仪。     

论陈宝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陈氏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洋务派官僚参加变法的，但与典型的洋务派又有区别，其变法思想和活动均有自己的特色，在维新运动的各个阶段中，他的作用也各不相同。维新运动初期，他的新政基本上属于洋务运动的性质，但客观上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起了启动作用。胶州事变后，他的变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资产阶级性质，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百日维新时期，陈氏对湖南维新运动主要起消极作用，但积极支持光绪的新政，也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     

评陈宝箴两封未曾发表的家书

本文首次披露陈宝箴两封鲜为人知的家书；本文透过家信对陈宝箴的人品进行了评述。     

戊戌变法时期的女子教育

传统的封建礼教中,中国没有女子教育,到了近代,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使中国妇女受教成为可能和历史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戊戌变法的领袖们基于多方面的因素,在变法时期更是大力倡导女学,广泛进行女子教育的思想传播和积极进行教育实践的探索,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辨误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宝箴集》第三册收录有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一文。文中关于天津教案始末的论述,存在时间记述上的讹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陈宝箴年谱简编》正是以此文为据,得出陈宝箴于同治八年正月因天津教案在保定面谒曾国藩的结论。通过细梳天津教案发生的时间及陈宝箴、曾国藩、方宗诚三人从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的行程与交集,可以得出结论,即陈宝箴从方宗诚处得知天津教案内幕的时间是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方宗诚抵京后,闰十月离京赴天津前,并非陈宝箴“北行入都”之时。     

从义宁州怀远陈姓宗谱祠志看陈宝箴家族史

从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到1994年,义宁州的怀远陈姓共修七届宗谱和五届祠志。陈宝箴家族起到了突出的核心组织者的作用,并在宗谱上展示了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一部怀远陈姓宗谱,实际上就是以陈宝箴家族和其他几个实力较强的家族为主干而形成的。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     

戊戌变法时期各派士人诗作探析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捩,而传统士人的政治关怀多以诗歌形式表现.此一时期诗歌,可分为支持变法者之诗和反对变法者之诗.支持变法者卷入变法的程度有深浅,感情较为复杂,但多对变法失败致以哀怜痛惜之意.反对变法者,其诗带有鲜明的保守立场.相关的诸多诗作,皆带有特殊时代新旧杂陈的烙印.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虽仍沿袭诗史传统,但时人心理渐变,对事件中心人物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均有所改变,对变革开始有新的反省和诉求.     

近代湖南政治与文化中的新旧交织——以戊戌变法时期为例

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并不像人们过去说的那样阵线分明,而是呈现出一种新旧交织的状况。这既表现在对待郭嵩焘、康有为思想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和在湖南实行新政上。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严复思想之异同

<正> 康有为、严复是近代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基本点,又各具特色。本文用比较的方法,对他们在1895年春至1898年秋这一时期的新思想作一探讨。一、康有为、严复思想具有戊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本特征 1894年,清王朝在中日战争中被打败,一大批爱国有识之士,深切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照原样生存下去,必须立即实行改革。严复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康有为说:“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②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制度改造一直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为在中国大地上建构适合近代世界潮流的新型改制,对传统政制——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本文从国力构成要素、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以及外力冲击与内在冲动之间关系等角度,展示了梁氏有关论点。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

十九世纪末叶,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亡国大祸劈头袭来的紧急形势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以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报刊、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到处作文演说,并接二连三地向光绪皇帝上书.他们大声疾呼地陈述民族危机的深重,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变法,并具体地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所提建议之多、之快,使“举世都为之震惊”.     

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     

戊戌变法时期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戊戌变法时期,改革科举、倡导西学、成立译书局、创办科学学会以及引进科学理论等,对中国近代社会与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视科学技术教育,改革考试制度是当前教育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戊戌变法时期陕西学者刘光蕡的维新主张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形成时期,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帝国主义对中国从商品输出进而实行资本输出,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破产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产生了一次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部分爱国人士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运动,企图在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按照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当时,陕西学者刘光蕡也属于这类人物。     

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对"西方"的态度

如何对待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问题.戊戌变法时期的粱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必须以建设性姿态适应近代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另一方面又必须认清近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和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对西国与西人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