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书写与立言:诸子学派文本的经典化

诸子立言文本具有学派性质,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在口传与书写两种方式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内在的矛盾。礼崩乐坏促使经典的形成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过渡。而进入书写时代的诸子,在力图实现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却仍然重视口传,并把口传作为文本的基本阐释方式,由此扩大了学派文本的影响力,在文化记忆的延续形态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转变的过程中,为学派文本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公共阐释的最早范例，集中体现了公共阐释的构成要素、基本形态、实现过程，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见证。百家争鸣构建了活跃的公共关系，结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极具现代特色的公共阐释空间。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互文观念视阈下的文学经典文本解读

互文观念是西方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文学文本释义理念,它十分关注文本解读过程中,当前文本与先前文本、历史文本及历史文化记忆的多重关联,在比较中凸显当前文学文本的文化蕴意。中国古代也有"互文"思想,但主要是一种文学创作修辞技巧和文本释义句法理论。囊括中西学术思想的新型互文理论对于阐释文学经典文本的语言美和多重文化意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红楼梦》译文中几个具体例证显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均起相应的主体作用.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先秦诸子文本的经传结构及其文体培育功能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为经作传之风盛行.<墨子>、<文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泰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骈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     

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

传统的经典细读以回归原义、确立定于一尊的权威阐释为宗旨,这种客观主义阐释观不符合审美接受规律,也无益于发挥经典的现代审美功能。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审美接受过程之中,一件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便是无数读者创造性阐释的历史成果。因此应当在经典阐释中倡导和确立接受史意识,在历史透视中进行经典细读。接受史细读有多重思路,可概括为四:经典化进程的历史考察,文本意蕴的历史阐释,艺术影响的历史展示,接受史细读与诗学研究,这也是由浅入深的四个环节。     

《论六家要旨》之文本新释

《论六家要旨》是诸子百家争鸣后一篇重要的学术思想史典籍,文中司马谈不仅较早系统地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还将诸子分为六家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奠定了之后学术批评和分类的基础。通过文本细读,一方面能从中发现古代学术思想由分裂渐趋融合、一统的历史演进历程,另一方面也能从中感受到司马谈站在一种多元融通的立场,以道家思想来统摄、融合诸家的高度历史自觉。     

后现代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从文本到权力

当代文学经典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在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历史构造.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当代文学经典在流变过程中前后并不一致,这一问题一直包含着诸多超乎于文本之外的内容.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视野之下,文化研究的介入无疑会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提供某些值得思考的角度.因此,从返观当代文学经典萌生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从现象的出发,文本的指认,"身份"的权力以及经典的再反思,共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认知线索,并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经典话题提供种种思路.     

《哲学的贫困》文本价值与当代启示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双重经典,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著名学者马雷什、费多谢耶夫、卢森贝、维戈茨基等对该文本的思想内涵加以深入审视,认为该文本是马克思思想的里程碑.梳理并分辨诸学者对该经典的解读,对我们理解<哲学的贫困>的历史价值并生发其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哲学中拯救历史——论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

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来自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方法的继承,具体地说是受到柯林武德、彼得·拉斯莱特、波考克和邓恩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哲学研究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法以及英国传统历史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存在问题的批判。历史语境主义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和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历史语境主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方法自身存在缺乏超越性的问题以及方法导致的看不到政治思想连续性的问题。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