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村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读后

陈柏峰的新著《乡村江湖》,以“混混”问题为切入点,引入区域比较的视角,使我们在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中看到了村庄的极端重要性.从陈的研究中汲取经验,如何重塑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培育农民的社会自治能力,真正地“找回村庄”,是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     

村庄生活中的面子及其三层结构——赣南版石镇调查

社会心理学关于"面子"的既有研究侧重于语词解析而缺乏实践性内容,因此从村庄生活的视角出发解读"面子"就很有必要。从赣南版石镇的情况来看,"面子"的语境化意义存在三层结构,分别反映了村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村落社区之间的关系、村落社区与基层市场区域之间的关系。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

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 ,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     

论中国农村分家模式的区域差异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社会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本文以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为基础,对农民分家行为与分家模式进行研究。不同于社会学和文化学对分家之“分裂”与“延续”维度的分别强调,本文将农民分家行为置于家庭再生产过程,突出分家的实践内涵,认为“分合机制”统一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家庭的社区嵌入,村庄社会结构塑造了分家实践要素的配置方式,形成整合性、竞争性与协商性等分家机制,三者分别构成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主导的分家机制。分家的区域差异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关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同时也为分家研究和家庭研究的中层理论奠定初步基础。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

对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和区域比较研究,需要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认知,理解调解机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需要选择一个村庄的内生性因素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它串起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比较。由此既能加深对个案村庄的理解,又能发现调解机制的区域差异与共性。     

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梦里山村——祖源

休宁县溪口镇祖源村，位于五龙山脉深处，紧邻海拔685米的插角尖的古老村落，由于村庄深居高山，村落的布局和民居保存得比较好，每到清晨，家家户户炊烟四起，烟雾缭绕在聚宝盆似的村庄上空，小山村及周围的青山、绿水、古树、田园构成一幅美丽的天然画卷。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邯郸太行山区传统村落微环境空间类型研究

文章以邯郸市西部太行山区15个传统村落的55个微环境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功能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物质空间的角度分析该区域微环境空间的组成要素以及空间尺度。按照功能、文化特征、构成要素将其分为社会文化广场、街巷节点空间、磨盘水井空间、古树空间、水口空间五种类型,并得出其所占比例和面积范围,为延续传统村落环境及文化特征提出建议。     

村庄合并后农村居民社区意识的弱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村庄合并后村民社区意识的弱化状况,分析了村民社区意识弱化的原因。研究表明,村庄合并之后,村民在村庄合并之后社区意识弱化主要表现在村民对于新形成的社区了解与认同程度下降、邻里关系与社区参与程度大不如前、对新社区的关怀程度降低。之所以产生这些情况是因为村庄合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合并之后村民异质性增强,并且打破了原有规范,从而弱化了原有的社区意识。     

传统复兴与乡村文化实践——基于华北两个村庄百桌宴的人类学分析

近年来在华北一些村庄兴起一种百桌宴的传统文化实践,透过百桌宴的举办过程可以分析当前华北乡村建设与村庄的社会文化转型。元村和乔村自2016年开始分别举办以百桌宴为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前者的百桌宴是家族祭祖过程的一部分,后者的百桌宴是重阳节孝老文化展演的一部分。与改革开放初期村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复兴的状况不同,百桌宴实际上表征着后税费时代华北转型农村社区振兴民间文化、重建象征体系、寻找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努力。这种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视为一种治理型的社会整合策略,是村庄精英、乡镇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合力的结果。复兴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转型村庄建设的内部动力和文化自觉,应予以重点关注和引导。     

村庄共同体视域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的合法性分析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倡导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另一方面以计划协调为主导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却备受推崇,而且被公认为最佳的组织形式,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演进的方向。文章从内嵌村庄文化规则的村庄共同体角度解渎合作社一体化模式,认为该模式获得了村庄场域中的身份合法性、制度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效地实现了合作社、公司和农民三大利益主体的有机整合,获得了村庄共同体内的合法性。     

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关系的讨论,要么局限于制度文本,要么局限于区域经验,而缺少比较的视角。本文认为,决定乡村关系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干部可以调用资源的状况和乡村财政状况,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乡村关系的区域差异。本文在对以上三个因素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关系的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类型模式,从而将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下沉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比较层面。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乡村关系展开的过程,其中包括村民自治的影响。而研究首先是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关系的过程与机制,这种过程与机制在不同区域展开的差异,以及在多大比重上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村关系,和在多大程度上村民自治并没有触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而仅仅是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     

不同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分散型村庄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广大农村基于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形成了集体化村庄和分散型村庄两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多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实体的演化将形成亲资本化农业经营体系与亲劳动化农业经营体系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而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体系的不同选择和影响,未来分散型村庄发展将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选择和演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