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救济中的ADR探讨——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看行政救济途径的拓展

行政纠纷是引起行政救济的前提,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离不开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发展。诉讼救济固有的局限性,使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体系中,必须重视行政协商与行政调解、行政申诉与信访、行政裁判及私力救济等各种行政ADR的运用。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清末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在清末的预备立宪改革中 ,地方行政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通过这一改革 ,初步形成了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分离 ;通过机构调整 ,使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向分职化方向发展 ;通过地方自治的开展 ,将基层社会的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从而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民治”模式。尽管这一改革没有全部完成 ,尽管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弊端和问题 ,但不可否认 ,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地方行政模式     

行政救济制度中“大信访”的形成及其完善

近年来,全国信访人数、规模、数量有增无减,甚至在有些地方上引发了连锁反应.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政救济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与信访相比所收案数量不及其七分之一,可以说信访作为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渠道,其使用频率、关注度已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一个“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行政救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研究

在商业秘密遭受侵害时，行政救济是重要的救济途径。目前，我国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行政救济主体的确定不合理，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性质的认识、运用、执行存在问题，罚款的设置不尽合理。对此，应由专利管理部门主管技术秘密的救济，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界定为行政裁决并具体化，针对不同的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设置不同的罚款数额。     

论行政规划

行政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主要是程序控制,包括拟定程序和确定程序,而针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的救济和针对行政规划变更和中止的信赖保护救济是对行政规划提起法律救济的两种主要途径.     

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论

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体现行政民主化要求的新型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日益受到现代政府的广泛青睐。然而 ,现实中行政指导存在着的法律依据不明确、运行程序不规范、责任与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与法治行政原理形成较为明显的冲突 ,因而必然提出对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问题。文章认为 ,对于行政指导应从实体法、程序法、责任与救济三个方面来进行法律控制     

关于行政侵权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思考

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对于行政侵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保护,采取包括财产赔偿在内的多种方式予以救济。我国已将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对于行政侵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害,采取有效的赔偿措施,确立相应的财产救济法律制度,势在必行,精神损害赔偿金应当成为诸多行政救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方式。     

行政再审程序之改造——以行政诉权保障为分析视角

行政再审程序沿袭了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规定,但却未体现其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作为一项独特的救济形式,行政再审程序在实际运行中生发出诸多疑问,形成难以解释的诉讼怪圈,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诉权的旁落。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石,对行政再审程序缺陷的分析和制度的重建应当以行政诉权的有效保障为依归。     

论我国行政救济的原则

行政救济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行政救济的原则问题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笔者试从行政救济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及其确立标准入手,将行政救济的基本原则整合归纳为六条,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救济制度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不十分成熟,所以尽早明晰行政救济的原则,并在学界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不仅对完善行政法学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行政救济的一系列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无权行政纳入行政救济的可行性及机制建设

无权行政与民事侵权行为之间异同共存,我国目前将无权行政纳入民事救济而不是行政救济制度体系值得商榷。无权行政并不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将其纳入民事救济主要缘于私法理论与制度较公法发展更早、更完善。将无权行政视为行政相关行为并适用行政救济机制,虽具备可行性,但在操作上会遇到诸如无权行政无法纳入行政复议救济、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不利、无法适用公法原则和规则等若干问题。无权行政回归行政范畴并适用行政救济途径,必须确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针对无权行政的正当防卫制度、行政委托制度;厘清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界限;严格公务形式要件和手续程序。     

论行政法治文明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完善自身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是国家行政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内容上看,行政法治文明主要由文明的行政理念、文明的行政组织、文明的行政行为及文明的行政救济等4个要件构成。     

论行政约谈法治化路径

行政约谈在实施中存在“缺位”“越位”以及缺乏实效的困境,在制度上存在立法层次低以及不健全的缺陷。应定位行政约谈为行政事实行为中的非正式行政行为,将行政约谈的类型分为常态的行政约谈与异化的行政约谈;常态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指导型约谈与行政调解型约谈,异化的行政约谈包括行政命令型约谈与行政处罚型约谈。应制定《行政约谈条例》进行统一立法,以“依法约谈”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职能边界、约谈对象违法情形、与其他行政行为关系三个标准确定行政约谈的适用范围,构建能够保障约谈对象与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行政约谈的实效性与效率的程序制度,将行政命令型约谈、行政处罚型约谈、规制性行政指导型约谈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     

生态损害行政矫正的概念厘定及功能界分

环境法学不少研究者们所指称的生态损害"行政救济"一词，在行政法学的概念体系中具有不可通约性，应当被表述为生态损害行政矫正而非生态损害行政救济。生态损害行政矫正在预防、制止和惩罚生态损害行为中发挥着基础性功能，但无论从救济的功能类型、救济的强度还是损害矫正的对象范围来分析，生态损害行政矫正都有其功能限度。"行政权优先"原则并不适合生态损害的填补性救济领域，仅仅依靠完善生态损害行政矫正途径无法实现对生态损害的充分救济。唯有矫正运用行政权进行生态损害救济的概念表达，并合理定位生态损害行政矫正的功能，方可理顺生态损害不同救济路径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损害行政矫正与生态损害司法救济的有效对接和功能互补。     

论行政违法的本质与特性

行政违法作为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的一种违法形态，与民事违法及公民的违法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本质上，行政违法是一种具有“公害”的行为，它对社会秩序、政府形象、法律权威、守法环境等都具有破坏性，在特征上，它具有行政性、违法性、侵权性、受制栽性和救济性以及与腐败的并发性。对行政违法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寻求有效的防止和弥补途径。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侵权及其法律救济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相当薄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使这一理论问题凸显出来。抽象行政不作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由于其作用的对象广泛,比具体行政不作为更具有危害性,应将抽象行政不作为纳入行政侵权行为的范畴,对其进行救济。     

我国行政指导法律救济制度探微

在我国,行政指导具有其他政府行政行为无法替代的法律地位,对行政指导进行法律救济是“权责一致”法治原则的要求,是时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同时也是诉讼法发展趋势的要求。我国的行政指导法律救济制度要从立法内容,立法模式上进一步完善。     

论行政不作为的精神损害赔偿

行政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侵权行为,研究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行政不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以及对适用中的相关具体措施的探究,必将进一步完善行政行为的基础理论,精神损害赔偿应当成为行政不作为救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方式.     

行政调查法律救济制度之完善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调查权违法或不当,可能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法律救济权利。针对现行行政调查法律救济的立法与实践现状,从行政调查法律救济途径的角度,对行政调查法律救济制度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