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建构路径

法治建设指标与法治指标在内涵和外延上有明显的差异,从法治建设指标的合法性、系统性和权威性需求出发,建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制定法治建设实施纲要、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法治建设指标的考核标准与程序等三项内容。法治建设指标是对法治建设本身进行的一种绩效考核和工作考核指标,其建构主体必须是官方机构,其推进策略应该是总体规划与分项推进相结合,其实施目标是为工作的落实和评估后的改进提供明确的指引。     

法治评估知识的生成逻辑及实践反思

建设法治国家及对法律效果的重视,推动了法治评估研究的兴起,法治评估是一场有价值的学术运动。法治逻辑的转换为法治评估知识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知识生产者整合能力的提升是知识出场的前提,学术竞争压力和对各类资本的追求是生产者行动的动力。法治评估知识在转化为法治评估实践时出现的异化,既与知识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也与生产者面对的推拉力及多重目的引导有关。有必要弱化法治评估知识的市场需求、强化知识生产回归学术逻辑、设置机制促进法治信息的有效释放,真正地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建构。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研究

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是衡量法治实施效果和实现程度的重要方式。全面量化评估某地区法治状况的综合指数和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对象的专项指数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主要表现。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为核心,设计构建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建立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科学性,并将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应用于地方法治建设的实践,既符合现阶段的法治要求,也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     

地方法治量化评估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以S省依法行政第三方评估为例

全国多个省市的法治评估实践经验表明,建立科学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地方法治评估有其特定的理论定位,为此需要处理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家法治建设顶层设计与地方法治评估、法治评估的一般功能与特殊功能、地方法治评估的无量纲化与不可公度性四大关系。S省法治评估起步较晚,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存在偏重工作考核、评估中立性不足、指标设置以及考核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机制,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治理论研究与评价指标设置的协调;二是地方法治评估的中立性;三是指标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四是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     

法治自身的困惑及法治精神悖论

法治作为人治的对立物 ,确实有根治人治种种弊端的良效 ,但是我们却不应沉迷其中 ,进而将其夸大 ,忽略了法治本身的弊病。与此同时 ,还不应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现有的法治概念、理论及其建构的设想都完全来自于西方 ,是一个纯西化的概念 ,在引入我国的时候没有被“消化吸收”。因此 ,这个纯粹的外来者能否适应我们的文化、社会环境并发挥其“神奇”的作用呢 ?值得怀疑和探讨。     

法治指数及其研究方法

近年来,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悄然兴起,显露出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演进趋势以及研发中国法治指数的重要性。法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发的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研究为例,分析了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法治发展,特别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作用。法治指数方法运用中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司法透明评估的大数据方法研究

当前司法透明评估仍面临着主客观指标失衡、评估方法与技术局限以及评估结果存在实效限度等疑义,如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即存在抽样小样本数据测量误差、司法条数据限制、不同数据间信息整合度低、难以有效挖掘司法数据背后所蕴藏的运行规律及价值信息等问题。大数据时代给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大数据的巨容量、快速度、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能够解释司法运行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关联,辅助于决策分析和未来指令型规划。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着思维变革、社会变革和方法论格局变革,一方面既需要回应民众的司法诉求,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应当厘清司法公开的社会机理,优化司法实施成效和决策水平。同时也需保持谨慎而谦抑的态度,洞悉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理论限度与现实需求,提升智能化管理的实效,增进民众的法治获得感。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基本原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的概念、本质、作用机制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发,形成了习近平法治基本原理论。这一理论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基本原理领域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习近平法治基本原理论涵盖了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作用机制论、法治功能论、法治发展论、厉行法治理据论等,具有人民性、辩证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等鲜明属性,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其中牵涉面最大的一部分,其设计任务紧迫而艰巨。虽然地方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考评采用的还是学界研发应用的指标体系目前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深入剖析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廓清法治政府的争议边界,紧密结合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实践经验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全国适用、进路合理、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重构目标,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的框架下展开设计,运用科学方法分级列出各项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以确保整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德治与法治结合思想的深入贯彻,是时代的产物。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构筑两大体系,全面推进"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一方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需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大学新生法治观念现状调查——以上海市部分高校为例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尤其要从大学新生开始进行法治教育。当前,大学新生仍存在法律知识不牢、维权意识不强、法治思维不足等现象,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夯实,需建构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等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协同育人共同体,同向同行,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法治意识、增强学生法治观念的目的。     

论法治评估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

法治评估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目前对于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还存在随意性,影响到法治评估的科学性。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法治评估指标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事实指标与价值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普遍指标与特殊指标相结合、整体指标与具体指标相结合、内在指标与外在指标相结合。     

论法治实效

法治必须追求实效,法治建设如何取得实效是理论和实践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相关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法律实效向法治实效的跨越,已经从定性走向量化研究阶段. 皮尔斯的实效主义思想可以为法治实效理论及实践提供借鉴,实践、实验、检验是法治实效得以实现的三个重要方面. 中国法治建设客观上成效不佳,法治实效研究尚需深入推进. 法治评估既是检验法治实效的方法,也是提高法治实效的一条重要路径. 法治评估应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在法治评估的研究和应用中,要特别强调切合实践、运用实验方法,并保证公众参与.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构建法治视角下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行政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较为复杂,其互动程度和性质影响着行政部门作用的发挥.在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国民政治的细胞,更加重视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建构.针对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法律框架、制度层面、观念素质和多元博弈四个方面分析如何在法治视角下探索构建地方行政主体与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建构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建构，就是要以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为核心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化。首先，以法治认同创新其法治思维。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容包括概念内涵和核心要义两个方面，对其法治建构坚持底线思维。其次，以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其法治方式。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工作重点在于始终突出其首要任务和关键内容，对其法治建构坚持系统战略思维。再次，以法治教育提升其法治保障。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困境则在于不断拓展其实践路径和落实机制，而根本在于缺乏人才保障，对其进行法治建构坚持精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