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的启蒙:鲁迅小说与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象征,鲁迅所从事的思想启蒙工作,集中反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解程度。然而,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巨大障碍,鲁迅与他同时代的启蒙精英,都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本质产生了严重的主观“误读”。基于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导向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虽然倾向于西方,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并使传统的儒学价值理念,借助于“西化”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态,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延续。     

台湾现代诗文化抉择的困惑

五十年代初,从大陆背负着“现代派根球”飘过海峡的诗人——纪弦,在台湾以反传统的姿态敲响了“新诗再革命”的鼓点,承接了二三十年代发端并开始生长的中国现代主义艺术之源,同化并顺应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继而经过“蓝星”、“现代”、“创世纪”三大诗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惨淡经营,可谓波峰叠起,茕茕大观。七十年代,一股否决他们的旋风掠过诗坛上空,台湾现代诗便在它的鼎盛时期以坍塌般的速度向传统倒去。 这一完整的命运故事,透过历史的审美的双重镜头来考察,决非某些文学史家所说的“反传统——回归传统”或“西化——回归传统”的简单模式。台湾现代派诗人尽管从一开始就宣称“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甚至在现代诗精神方向下走     

"全球化"进程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考察整个人类历史 ,可以得出其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并且始终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及其实践过程的结论。人类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大的“圆圈”,由四个小的“圆圈”组成。第一个小的“圆圈”是第一次“全球化”后 ,在人类的“史前”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个小的“圆圈”是一个不完整的有断节点的“圆圈”,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是全球的“区域化”,产生了近似于空想的“共产主义”;第三个小的“圆圈”是“全球化”进入实质性阶段 ,产生了空想共产主义 ;第四个小的“圆圈”可以分为三个次小“圆圈”,这个阶段“全球化”空前发展 ,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国建成 ,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可以预见必然是共产主义彻底、全面的“全球化”。     

新格律、民族主义与艺术精神

新格律诗运动是新诗发展史上一场有影响力的形式运动,但闻一多对新格律变革作用的期待超出了形式的范畴。他希望藉此探讨构建一种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话”的可能,以跟胡适的西化观念与现代白话区别开来;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传统艺术精神在“畸形的民众艺术”中流失的反思。闻一多相信只有在启蒙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程度的回归,才有可能将传统与民族的真正历史主体地位揭示出来,因此,新格律诗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一种崭新的传统、现代与民族意识关系的叙述要求,是五四之后有关传统与现代关系认知转向的重要标志。     

试论新时期"人的文学"主题的回归与深化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新时期文学再度兴起关注人、人性、人道主义,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热潮。它的兴起绝非偶然,应该说这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回归和继续。新时期“人的文学”发端于伤痕文学,经历了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作家们对过去的灾难和悲剧进行回顾和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人的悲剧。因此,他们以空前的热情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新时期“人的文学”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弱者的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人的文学”是对人的强者本质的发现。这既是文学史上“人的文学”的再次回归,又是“人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和发展。     

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批评思维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西化轨道,而他的《人间词话》却代表了一种向传统文学批评范式的直觉式与感悟式批评思维回归的意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但是,中国传统的批评思维并未被完全驱除,传统的以直觉感悟为主导的“印象式”批评思维在西方印象主义的旗号下仍在西方式的理论思维框架中继续存在。到20世纪30年代,《人间词话》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思维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在李健吾等人那里通过与现代西方的逻辑理性思维相融通,在更高层次上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民族接受中的反西化情结

文章一方面从“华夷之辩”和近现代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反感 ,探索生成我们民族心理反西化情结的历史因缘 ;另一方面又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民族接受中回避西方文学和接受西方文学的变形的随意性论述反西化情结的表现。     

最终目的是中国化的现代诗——余光中的诗观述评

如果我们到50年代末的台湾文学大街上走一走,必然会“发现一边尽是悬挂(往往拼错的)洋文招牌的委托行,另一边尽是悬挂(往往斑驳的)甲骨文招牌的古董店”。看到台湾文学在“委托行”和“古董店”之间的徘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不能不感到忧虑。可那些被西化之风刮得昏头转向的诗人们,只晓得争先恐后     

艺术源于生活论析

一、历史的回顾一百多年前，普列汉诺夫总结了当时文艺研究的状况。“文学是什么？好好庸人们齐声答道：文学是社会的表现。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定义，只是有一个缺点：它是含混的，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与我们同时代的文学史家们，在人类的精神发展方面，居然并不比人们在一百年前看得很清楚。这些既不缺乏努力，尤其不缺乏学识的人何以在哲学上毫无成就呢？”①普列汉诺夫距今又近一个世纪了，而我们的哲学又发展了多少？究竟有多大成就呢？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缓慢地向前移动着，美学史的发展同样是这种情形：第一个圆圈１－…     

论汉语精神与"西化"问题

在“现代性”语境下对于汉语的反思,实质上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文学创作界对于衔接汉语传统的努力,实际上昭示着人们对于现代汉语中“恶性西化”的不满和批评,昭示着文化界对于汉语精神的深刻醒悟和孜孜追求。“汉语精神”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和过程。提倡“汉语精神”,并不是一味地反对“西化”,而是要提倡“善性西化”,反对“恶性西化”,其核心是处理好现代性与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中华性与西方性的关系。     

进化论的理论预设与胡适的文学史重述

胡适用进化论的利器把中国文学史分割成两个对立的部分 ,将非正统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并加以增色处理。在胡适的观念中 ,白话文学最具备与西方文学整合的内在机制 ,他试图以此为结合点实现中西文学的对接 ,从而创造出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胡适重述文学史的文化姿态具有典型的转型期中“过渡人”的特点 ,他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西化” ,另一方面又极力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痕。胡适文学进化观中所潜伏的一元化话语立场和目的论、意志论的史观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试论古希腊哲学的“一”与“多”思想

<正> “一”与“多”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家在探究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阐明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集中体现了古代哲学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因而它是理解古希腊哲学的钥匙。我们从各个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中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存在着两条既对立又联系的螺旋式上升的思想发展曲线。其中每个哲学家都是某一曲线上的一个环节,几个著名的哲学家或学派就连成了哲学史上的一个个大小圆圈,整个古希腊哲学史就是由这些思想圆圈所组成的。本文试图以“一”与“多”的思想为核心,用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圆圈去勾画古希腊哲学史的螺旋曲线。     

中国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中国自1840年以来，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是在效仿西方的文明，虽然屡遭失败，仍不屈不挠地探索、追求。直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才逐渐发现西方文明的模式不适合中国。“五四”运动后，中国人逐渐完成了由西方文明范式到非西化的苏俄范式的转换。     

人性的回归--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创始人曾敏之——兼谈他的“组合式”散文

“世界华文文学”在学术界无疑是一门新兴学科,即使从七十年代末“港台文学研究”发轫时算起,也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回顾学科发展的轨迹,从“港台文学研究”到“台港文学研究”,到“台港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海外华文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到1994年11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会筹备委员会在昆明成立,每隔二、三年就要更换学科的名称,在学术界几乎找不到这种先例。然而,这决不是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因为每一次改换旗号,都意味着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调整,是学科建设上突飞猛进的标志。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在文学与宗教之间寻求平衡——解读爱默生的“诗人—神父”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意象是“诗人—神父”.这个意象的塑造结合了欧洲传统文化中的“俄尔普斯诗人”的意象和清教主义,既保持了与传统和宗教的联系,又将清教主义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宗教观,将文学的地位提高到和神的启示、和圣经同等的地位,甚至更高;将诗人的地位提高到比神父更高,极大地减少了宗教对文学的束缚,激励了19世纪的美国文学创作,推动了美国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抹不掉的存在:东德文学的流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文学由于现实政治的外力推动,分裂而成东、西德文学。东德文学历经“生产文学”、“到达文学”、“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文学”这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与西德文学迥异的历史发展轨迹。它的存在固然短暂,但却富于意义,而且也不仅仅限于社会认识价值这一层面     

当前我国文学理论创新的话语策略

长期以来 ,我们是用西方文论话语言说中国文学问题 ,而没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西化恐惧症”和“西化崇拜症”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我国文学理论创新的话语策略应是 :第一 ,调整中西文论话语的错位现象 ;第二 ,实现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 ;第三 ,创造新的文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