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山水画

“天人合一”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中国传统山水画“以大观小”,天道与人德的结合,体现了“体道”而“同于道”的“天人合一”观念。     

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传统的反思

本文主要以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视野 ,对现代美学研究加以反思 ,认为“天人合一”所涵溶的整体意识、人文意识和生态意识对现代美学的建构 ,仍具有一种当存即下的美学价值。     

神话思维与“神话中国”

在他者的眼中,中国的形象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同的学者从神话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和论点,也即不同的"神话思维"导致不同的"神话中国"。从主体性来讲,"神话中国"的内涵更需本土学者从神话思维的角度深入阐发和充分开掘。     

“易”之“不易”的当代价值

据《易纬》及东汉郑玄《易赞》,《周易》之“易”涵摄“变易”、“易简”和“不易”三义。然而,对于“易”之“不易”义,历来学人见解歧义迭出。追根溯源以明“易”之三义,剖析“易”之“不易”义的二重化倾向有利于开拓其当代价值,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序的功能,给艰辛生活的人们以灵魂安顿和生命慰藉。     

超文本文学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从超文本文学所具有的多元化、跳跃性、发散性的基本特征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比较分析得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混沌性与超文本文学的不确定性,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和感悟与超文本文学的发散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超文本文学的审美境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对比研究——基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机制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在时代背景与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二者都主张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都坚持一元论;都站在整体的高度看问题。二者在我们探索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机制的具体路径时给我们提出重要启示,即尊重自然规律,调控人的过度行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走科学发展道路。     

从“天人合一”思想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见解,作为连接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性论的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的特征。"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是一种双向的知解关系,既要求人去知解天,也强调天知解人。这种消解了西方自然观中主客体分离困境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现代新型自然观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化·思维·艺术表现——“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由于自身存在状态的特殊性,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思维理性和感性融合统一的特殊方式和特殊内容。而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则又决定了中国传统画家创作特殊的艺术表现,从而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画卷。     

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保护关系初探

加强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促进了环境的保护,但“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又强烈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口的膨胀导致人们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文化对环境保护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吸收古文化的精髓,剔除糟粕,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改善有重要意义.     

“知”“道”与审美非对象化思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自知""生知"。"自知"即非外在感官耳目的"反听""内视",其所"知"之"物"就是具有明晰性的非对象性的"无声""无形"。"生知"就不是逻辑的知识性的"知",而是基于天生本性的体悟,"体"之"悟"即整全身(体)心的直观,是对内感官(内视心观)所显现(见)"物"的"直透"。而(生)"知"作为知解力则是会意顿悟,瞬间生成,(心)"目"击(敞开)"道"存(显现)。真正的(生)"知"就是基于非对象性审美直觉的无中生有:原创、草创、首创、始造。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     

论彝族“哭嫁”的文化变迁

彝族“哭嫁”是抢婚遗留下来的婚姻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妇女的血泪史。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哭嫁”早已褪却了最初对不合理婚姻控诉的悲叹意义,而是作为一种婚礼仪式表现出新娘在人生转折时期的复杂心理状态。而现代的“哭嫁”已获得了艺术的升华,成为一种表达情意的抒情媒介。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

关于夜郎竹王传说,也有诸多版本,虽各说不一,但始终离不开“水、夜郎”两者的关系。本文利用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进行逐一梳理,并对照于用爨文记载的绝版“夜郎竹王传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从创造爨文的民族———彝族的“竹灵崇拜”习俗中,追溯和求证竹王神话的母胎要素一定与彝族古代社会的竹灵崇拜有关。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汉诗英译中"疑"符号的文化信息解读与传递

古诗词以既精炼简洁又含蓄的诗句表达人的感情 ,“疑”是古诗词中常见的一个语符 ,不仅承载着共性的“怀疑”的文化意义 ,而且承载着一分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模糊的主观感受。而译者对“疑”语符的处理 ,必然会表现出译文中不同主体对诗中“疑”客体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既模糊而又朦胧的意义的多元性解读和主观多元特质展现。     

“以德治国”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深刻领会"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隋唐演义》的成书过程小考

《隋唐演义》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褚人获以“杂记之小帐簿”为写作标准,整合此前的说唐小说、唐宋笔记,广泛吸取戏曲说唱艺术、史传作品的“营养”,创作成一部一百回的《隋唐演义》。本文以作者书序为线索,试图梳理《隋唐演义》所继承的书目来源。前人的研究多集中在褚人获对此前说唐系列作品以及唐宋笔记故事的继承发展,本文在《隋唐演义》与《太平广记》等系列小说集的关系、《隋唐演义》与《逸史》的关系以及转世因缘的线索等内容上提出了新的看法。综合而言,《隋唐演义》是在褚人获吸收综合《隋唐两朝志传》、《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太平广记》系列小说集等书的基础上整合创作而成的。     

牛河梁遗址的设计理念与彝族历法的关联思考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主体设计体现了天地阴阳的易学理念,与表现一年阴阳两季的彝族古老历法可能有文化上的关联.彝族的祖先古羌族——氐羌生活在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时代,其主要分布地域即西北渭水流域也是传说伏羲女娲阴阳八卦文化的发源地.学界认为八卦脱胎于彝族十月历,伏羲是彝族祖先.晚期红山文化是当地原生古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碰撞、融合的产物.这说明,牛河梁遗址群的设计理念应该有更古老的易学传统,与古羌族的历法以及伏羲文化相关联,从而成为中国易文化传承的重要节点,对后世的易道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牛河梁申遗的核心价值所在.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

在朝鲜中期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虽未直接交锋,但他们对于"四端七情"的不同看法却分别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而形成所谓"主理派"(岭南学派)与"主气派"(畿湖学派)之对垒。李玄逸是所谓的"主理学者",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继承退溪的观点。他撰有《栗谷李氏论四端七情辨》。李玄逸的辩驳文字,当中显现三重混淆:首先,他并未意识到,朱子以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性理学架构来诠释孟子的"四端"说,其实偏离了孟子的基本观点。其次,他未意识到,在理气论及"四端七情"方面,李退溪的观点已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反倒是李栗谷更忠于朱子的观点。最后,他也未意识到,当李退溪的观点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时,李退溪反而比李栗谷更接近孟子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