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庄子》"见独"的视野及其价值再思考——兼谈《感悟庄子》创作

"外天下"、"外物"、"外生"、"无古今"、"不死不生",集中体现了《庄子》"见独"的思想文化视野和价值。"外"、"无"的"玄之又玄",是超越而"通于道"的理想追求。《庄子》打破了"象以尽意"的表达方式,而归因于"大象无形"之道性。从"象思维"视角,整体把握其"象思"、"象境",才能真正体悟《庄子》。《庄子》之道的核心,对自然之道的坚守和对人的心灵关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之道和最高关怀,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具有常青价值和意义。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化"的方式: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乱里春秋"与艺术创作——藉从戏剧《李尔王》到电影《乱》的改编试论艺术创作的方式

日本导演黑泽明借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King Lear)拍出的电影<乱>(Ran)是一个大胆的艺术创作,我们认为,虽然评判艺术作品之美,须秉承独立精神,即把该作品置于其独立的学科门类中去考察,避免电影改编作品或其他"改编"作品陷入向不属于自身艺术特性的门类中寻求欣赏的标准的境地,但文艺创作的繁荣,却须知彼(其他艺术门类)知己(此艺术门类),摈弃门户之见,即以"乱里春秋"的艺术手法运用于艺术创作,将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根本追求,所谓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新意,才是不受限制与拘束的.而实际上,"乱里春秋"的方式,就是人类文化自身运行的方式,即"化"的方式.     

《红楼梦》中有“湘语”吗？——与邓牛顿先生商榷

要判别近古语词的方言属性,必须要采取格外审慎的态度,坚持历史主义原则.邓牛顿先生提出的<红楼梦>中有"湘语"以及在曹雪芹之前有一位湖南籍原始作者的观点,在方法上是不科学的,结论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王铭铭事件、新闻媒体与学术批评--兼与"梅林"先生商榷

有关王铭铭教授抄袭美国学者哈维兰《当代人类学》这一学术剽窃事件的讨论中 ,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即从一开始就有许多人为王铭铭喊冤叫屈 ,鸣不平。这种中国特色的滑稽剧半年多来从未消停过。武汉大学教授梅林亦复如是 ,而且其为王铭铭的辩护辞也最经不起推敲     

《玉台新咏》"撰录"真相考辨--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

章培恒先生认为,《玉台新咏》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撰录,《玉台新咏序》中所载内容并非假托,且已明确指出该书为一"美丽妃子"所编,因此,《玉台新咏》的题署明显为后人伪造.事实上,《玉台新咏》一书编于梁代,但序言写于陈代太建六年(574)徐陵70岁以后;徐陵在序言中假托"丽人",有多处叙述与本人身世遭遇暗合.因此,撰录与序言不应割裂,均应是徐陵所为.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诠释之商兑——兼评魏小萍《探求马克思》一书中的几个观点

俗见以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缺乏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清算.其实,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展开,该章从哲学的根基处摈弃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奠定了原初基础."消灭分工"思想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的运动"并不矛盾,后者并非不包含理想,马克思拒绝的只是那种脱离历史过程的抽象理想.马克思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但只限于在前提的意义上承认,这并不妨碍他从哲学上揭示实践对于人的存在的生成意义.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所体现的运思方式内在地蕴含着人的在场性,这是马克思以实践作为终极原初性范畴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所必然要求的性质,它同恩格斯以抽象的物质作为原初基础的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总体特征

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在法理学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故科学概括并评价其总体特征,既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也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

本文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考察样本 ,通过分析它在这一阶段的活动 ,及其前后的角色转化 ,试图发现近世中国商会的某些共性以及个性。以杭州总商会的例子来看 ,它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二 :对外是商人与政府间的协调机构 ;对内是各行业商人的自律组织。其多数成员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关注的焦点是商业经营环境的稳定和改善 ,如市场体系的安全、商业惯例的维护、税率的改良等。但当社会秩序面临危机时 ,商会也会出来应付变局 ,承担责任。甚至直接介入到政治变革的进程中。其社会角色发生被动变迁。但这种变化是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者遭受强大的外在压力所致 ,而未必是其政治倾向的表现。常态与变态下商会的不同行为主要应从时势推动的角度去理解 ,不能被视为某种固定的集体性格。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清末江西创办商务总会考述

在清末推行的“新政”中,创建商会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要举措之一。清末南昌的江西商务总会,也是在此期间创办的,但对于具体的创办时间和创办经过,目前所见资料说法不一,为江西商会史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本文从考察清末全国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江西相关资料作了较为全面的综合分析,以期揭示清末江西创办商务总会的确切时间及前因后果。     

清《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的商会职能及其启示

《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为推动并规范商会的产生与发展,以实现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目的的所谓新政举措之一。《章程》中对商会职能的规范可概述为:保护商人利益,推动商业振兴;宏观管理中的下情上达;互通商情,处置意外;仲裁国内商事,调处涉外纠纷;代办商业注册,担当信用公正;印制规范帐簿,负责推广施行;动用商会公积金,扶持保护地方商业大户;打击不法商贩,维护商业秩序;代为申报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章程》的出台无疑推动了当时商会的规范与发展,而有关商会职能的规范,对我们今天培育和发展行业性社团等民间组织,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民间商会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 --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个案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私营企业主群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但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参与方式 ,使得该阶层的政治参与处于一种低度组织化和不规范的状态。近几年 ,温州地区兴起了一大批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 ,我们认为 ,这一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 ,使得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新的势态。本文将以温州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 ,考察这些自治性行业组织作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制度绩效和意义。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