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对策——后危机时代的SWOT分析

正浙江省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SWOT分析1.优势(Strength)(1)劳动力成本优势。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随着国际市场规模的扩大,资本要素积累不断增加,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不断深化,民营企业应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向劳动力、技术、资本混合型比较优势发展。(2)中等技术优势。中等技术优势,是指生产那些发达国家已逐步放弃,而经济后劲国家尚无出口优势产品的一类技术水平。浙江省产业工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11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法,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在全国层面呈现"倒U"型关系;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劳动力的拥挤效应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同经济增长则显著正相关。     

市场向西、政治向东——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方向的测算

地区资本与外来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研究地区资本流动的关键,外来资本对地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既取决于外来资本的性质,也受制于地区投资结构。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的方法,本文测算了我国1997~2011年间由外商投资与中央投资的进入所引发的地区资本流动。研究表明,反映市场力量的外商投资的进入会引起资本从我国东部流向中西部,而反映政治力量的中央投资的进入则会导致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我国东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商投资的进入与当地的民间资本引发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部分资本从东部流向中西部;相反,西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民间投资更多集中于公共项目,中央投资的进入抢占了当地资本有限的投资机会,从而导致部分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际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研究

建立了基于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0个地区1995～2007年的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将测度结果按照东、中、西、东北4个区域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并对生态效率变化趋势进行了收敛检验。结果显示:1995～2007年中国的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效率均值的高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其中东部、西部、东北呈生态效率下降趋势,中部呈上升趋势,只有东部地区生态效率均值高于全国均值,其余地区生态效率均值都低于全国均值;通过收敛检验可以看出1995～2007年间,中国生态效率呈发散趋势,即差距在逐渐增大,其主要受东部地区生态效率变化的影响。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基于VAR模型的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长期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经济指标,物流业产值及货运周转量为物流指标,利用VAR模型分析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长期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物流业产值、货运周转量均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相互间存在协整关系。在其长期关系中,物流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二者为同方向的变化。但东部地区货运周转量与物流业产值相比,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货运周转量与物流业产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差别不大。     

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资本回报率对于理解经济增长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回报率驱动资本要素在区域间配置与流动,是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在估算我国资本回报率基础上,选取我国28个省级区域1986~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时间、区域等层面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资本回报率水平呈现明显波动下降,近年来其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2)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全国及东部地区显著为正,中部地区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不显著。(3)资本深化、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政府干预、开放水平等因素及其空间滞后项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统计显著为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因素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作用在增强,金融发展水平的负向影响在改善。此外,不同区域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统计表现有所不同。     

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东西部之间企业职工的收入增长机制的差异,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进行了实证性的经验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结果。首先,虽然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东西部之间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明显地扩大或缩小的现象,但是两个地区之间已有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双重的。一是两个地区之间职工个人特征的大体相同,以及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企业工资决定机制逐渐趋同于东部地区,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而地区之间缺乏劳动力的流动性却使得地区差距高居不下。其次,东西部地区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率虽然差别不大,但是它们各自的收入分配效应却是不同的。对于东部地区职工来说,从收入增长中获得好处的机会是不相等,因而东部地区在职工收入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对于西部地区职工来说,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明显。最后,地区之间低报酬和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的情形,而地区之间高技术人员和高素质人员的收入差距却趋向于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部分职工较低的区域流动性和他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区分割性。     

新时代我国基层党政干部行政动力的实际测度及激励机制研究--职业理想的中介作用和晋升前景的调节效应

官员激励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和国家长治久安。行为公共管理学界对干部工作活力问题提出敬业和倦怠两种竞争性观点,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将两类现象同时予以解释。本研究采用中性视角﹐以行政动力这一构思衔接上述两大领域,构建了包括工作、组织、社会、个体、前景等因素的第五代激励模型。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逻辑,引入组织制度主义理论,对模型进行情境化建构。以东中西部地区的干部为调查对象,采用横截面数据研究行政动力的测度、前因,机制和边界。结果表明,我国基层党政干部的行政动力位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同地区、级别、工作时长存在显著差异。其中:(1)政绩考核构成组织层面自上而下的制度规制环境、工作任务(岗位工作、中心工作、非岗工作)构成水平层面的制度规范环境,对动力的边际激励效应呈非对称倒U型关系;(2)民众诉求构成社会层面自下而上的制度认知环境,对动力具有正向激励作用;(3)职业理想作为个体层面内隐激励工具,推动政绩考核的激励拐点右移、工作任务的激励拐点左移;(4)晋升前景是激发动力的边界条件。据此,本研究编制一套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测度工具,拓展了行政动力的二重属性和双元形态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激励模型,对促进干部干事创业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指引。     

考虑省际贸易结构的中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且具有较强的减排决心,其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受到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国内区域间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而随着经济发展,该因素显得愈发重要。为此,本研究纳入省际贸易结构,采用基于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两阶段六因素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2002—2012年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中国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07—2012年期间,省际贸易结构变化呈高碳化态势;最终需求规模对碳排放增长的促进作用由2002—2007年期间的出口及东部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各省份投资的普遍拉动。部门层面,电力生产的碳排放强度持续改善,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压延和加工品等也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建筑业与服务业用电量有所上升。未来,可将生产侧碳排放强度和生产技术改善与需求侧需求主体偏好的倒逼相结合,并促进地区间基于产业链的低碳发展合作。     

中国经济韧性的时空敛散与异质分化特征——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混频动态因子模型的识别

经济韧性是经济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实现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体现。本文通过抵抗力韧性与恢复力韧性视角,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经济韧性内涵,并构建异质性扩张与收缩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混频动态因子模型,基于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视阈,探究中国省际、区域、国家经济韧性的时空敛散及异质分化特征。研究发现：扩张期国家经济抵抗力韧性较低,“量”的恢复力韧性较高,东部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不足,中西部地区具备一定“量”的抵抗力韧性,恢复力韧性不足。调整期西部与东北地区经济韧性下降存在时滞。收缩期国家与东部地区经济平稳性凸显,恢复力韧性增强。恢复期国家与东部地区经济扩张态势由降转升,“质”的抵抗力韧性与恢复力韧性提高,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恢复力韧性未见增加;广东省、山西省、辽宁省和川渝地区对区域经济韧性的贡献突出。第三产业对经济韧性的贡献日益增强,东部地区产业“质”的韧性较高。实体经济对经济韧性起主要作用,技术市场发展初具规模,数字经济抗风险、助复苏优势有所显现,但是尚未成为经济结构的主导。本文的研究对巩固增强中国经济韧性,促进经济韧性的省际、区域协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参考价值。     

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着非农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转移。本文以一个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框架详细分析了这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结构、数量、城镇类别选择、行业选择等等,发现跨省流动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是从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向产业已有一定集聚优势的沿海地区转移。文章最后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外来农民工的进入与流入地、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关系,发现它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推断。本文最后得出的政策含义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新医改”十年：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9-2018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法探究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过程，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国及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区域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均呈逐渐提高趋势，高效率省份比重逐渐增大，低效率省份占比逐渐减少；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总体差距呈下降趋势，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逐渐缩小，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四大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区间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医疗发展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部分交叉重叠问题是导致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东部和东北地区基本无极化现象，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大部分年份呈现两极分化现象；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存在显著且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技术人员占比对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存在显著负向直接作用，等级医院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而人口密度和老年抚养比的正向直接作用与溢出效应均非常显著。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运用Super-SBM模型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度和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进行生态福利绩效基尼系数的测算,以探究不同区域之间生态福利绩效的差异程度及差异的来源。研究结果发现：2008—2017年,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有较明显的地域特征,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时间顺序上,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地区,均是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东北地区生态福利绩效走势总体上逐年下降;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距正在逐年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贡献率高于区域内的差异贡献率。建议：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经济和居民福利的产出效率。摈弃以生态环境急速恶化为代价的发展思路,将粗放式的发展思路向精细化发展转变。以创新为驱动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同时优化能源结构。更加重视居民福利,大力推动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更加注重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应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从资源和人才上向其溢出。政策上也应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适当倾斜,助力这些地区吸引包括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流入,激发这些地区发...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0年面板数据,考虑出口竞争力变量的滞后效应,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等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同时,采用ECI指数来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四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变量对出口竞争力未能显示正向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引进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分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为正向影响效应,而西部地区却未能显示出正向影响效应。此外,出口竞争力变量自身存在极为显著的路径依赖,上期对本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出口复杂度的测量及影响因素研究评述——兼论“Rodrik悖论”

中国出口结构和技术含量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Rodrik(2006)认为中国出口复杂度已明显超越其自身收入水平,引发了对"Rodrik悖论"的广泛争论,至今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一般而言,认为中国出口复杂度超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学者主要是从国家技术复杂度层面作出判断,而持相反意见的主要是基于中国高技术制成品与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差距或者单位价值差距作出判断。随着国际贸易研究呈现微观化的趋势,而且从企业层面研究产品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将会更加的准确。因此,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进一步改善,从企业层面对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展开测度和实证研究将能更好、更科学地揭示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实质和路径,从而可以为中国外贸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导。     

人工智能如何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基于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技能结构。本文运用机器学习方法生成了人工智能词典,并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和专利进行文本分析,进而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生产率,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促使企业减少常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方式提升企业的生产率,这体现了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的调整。异质性分析表明,产权性质、人才获得方式、劳动力保障、治理结构等企业层面因素对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有较大影响。此外,企业所处的行业和地区层面因素也影响了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效应。最后,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价值。本文加深了对微观企业层面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和理解,并为在微观企业层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了建议。     

系统视角下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本文基于系统视角,使用BCC模型对31个省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财政支出效率总体上一般,各地区财政支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效率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效率偏低。中国财政支出的规模效率已经较高但技术效率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