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两权分离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2002-2008年家族控制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从债务代理成本视角经验检查在中国债权人法律保护较弱的背景中,终极控制股东(家族)是否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终极控制股东显著影响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公司具有显著低的长期债务水平;(2)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终极控制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指派高管与公司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需求研究

本文对2008-2010年间我国2 368家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和债务融资倾向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水平与流动比率、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自由现金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无形资产比重显著负相关。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融资水平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与债务融资倾向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融资偏好的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融资偏好的影响十分有限。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与分析

本文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及融资理论出发,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是先选择内部融资,然后选择债务融资,最后才选择股权融资。而与此相反,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却表现出股权融资偏好的特征。本文随后论述了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以及股权融资偏好的负效应,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完善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云南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分析

资本结构反映的是企业债务与股权的比例关系,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发挥财务杠杆的调节作用,使企业获得更大的自有资金收益率。文章通过对云南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的研究,得出云南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存在资产负债率整体水平偏低、流动负债水平高、债券融资渠道不尽合理及股权集中度高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优化云南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建议。     

论预算软约束对公司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

笔者在之前的《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理论分析》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公司的成长性如何作用于公司债务期限选择,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除公司成长性这一治理因素外,企业、政府和银行三者形成的预算软约束纽带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陕西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企业的融资渠道日益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现代西方对物理论更加推崇以债务融资使得投资者获得更多利益。但是,我国实际并非如此,本文以陕西上市公司为例对我国股权融资偏好进行研究。     

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新证:可转债发行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对中国截至2004年底发行的全部可转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告对股东价值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将可转债按股性价值大小排序后发现,发行股性可转债对股东价值的负效应小于发行债性可转债的负效应,这与Myers和Majluf(1984)模型的“优序融资顺序”不一致,反映了中国市场特有的“股权融资优先于债券融资”的融资顺序选择。结合考虑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回归分析中引入反映“二元”股权结构的变量,发现可转债公告效应不仅与股性价值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发债规模负相关,且与股权流动性结构、非流通股帐面值和财务杠杆等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正相关。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治理结构的变革对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影响。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债务容量与成长期权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期权博弈方法,探析投资成长期权如何影响公司债务融资决策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综合考虑利率、税率、债息和债务的期限结构这些影响融资和投资的重要因素,构建期权博弈理论模型,确定企业的最优债务容量,并运用数值方法给出了债务容量与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之间是非线性的"U"形关系的结论。研究表明,当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较低时,债务容量随着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增加而债务容量减少;当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债务容量随着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增加而债务容量增加。从而给出了关于债务容量与投资成长期权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新理论解释。     

董事网络、信息传递与债务融资成本

如何有效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对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至关重要.在构建公司董事联结网络的基础上,从社会关系网络信息传递功能角度出发,分析董事网络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探讨在面临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下董事网络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的差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以2006年至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中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位置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不显著;相比于非融资约束公司,存在融资约束时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降幅显著更大,说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公司更能从董事网络中获益;在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相互制衡下,越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董事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和治理效应在信息不对称公司的融资能力中扮演重要角色.     

债权治理机制、企业特征与成长性——来自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中小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债权治理机制的4个主要维度:偿债能力、债务融资程度、资产期限、债务期限,并对债权治理机制、企业特征因素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债权综合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促进效用,其中偿债能力与企业成长性负相关;资产期限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债务融资和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显著影响债权治理水平和企业成长性.     

资产流动性与债务期限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目前,资产流动性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主要有"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和"倒U型影响"三种观点。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1998-2009年间1211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采用资产交易强度衡量资产流动性,实证检验了上述三种观点。结果表明,资产流动性越高的公司债务期限越长,即资产流动性正向影响债务期限结构,支持了较高的资产流动性能够增加公司清算价值从而延长债务期限的经典理论。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确实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债务水平正相关;(2)控制权与债务水平负相关;(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水平负相关;(4)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5)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的公司;(6)董事会成员中终极控制股东派出的董事越多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债务水平。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在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减少债务融资以摆脱对"隧道"行为约束的效应明显。     

终极控制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背景,从代理成本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控制股东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采用包含2004-2008年间可连续获得相关信息的1076家在深、沪上市的非金融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总共5380个观察值),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实证检查终极控制股东对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确实影响债务期限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高的公司具有显著短的债务期限;(2)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3)与终极控制股东是家族等非国有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长期债务.总的来说,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债务在处理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债务期限的缩短可以减缓终极控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抑制终极控制股东的掠夺行为”.     

债务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 以华夏幸福为例

<正>债务融资的期限结构在公司的财务管理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对于公司降低成本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债券违约事件为例,通过对该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探究债务期限错配对华夏幸福此次暴雷的影响。分析发现造成该企业出现债务期限错配的原因主要是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并针对房地产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改善企业融资策略等建议,希望能够减少债务期限错配对企业的影响,防止类似“暴雷”事件的发生。     

管理者从军经历、融资偏好与经营业绩

从军经历管理者如何进行融资决策,给企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了军队背景高管的融资偏好及其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军经历管理者提高了公司的负债和贷款水平,加重了公司的债务成本,降低了现金持有水平,所在公司的经营业绩更差;第二,从军经历管理者对企业融资和经营业绩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第三,在分别使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对高管变更进行考察,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发现本文的结论基本不变。本文的发现表明,军队背景高管偏好高风险,决策更为激进,具体表现为其所在企业的债务水平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短、现金持有水平更低,最终给企业的经营业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直接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难以匹配的问题日益严重,大量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优化问题成为企业融资决策的普遍难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直接融资结构即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比例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然后,基于2002-2019年间中国的相关数据,对技术创新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验证直接融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直接融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效应;直接融资结构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仍处于需要提高股权融资占比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股权收购(Buyouts)的债务估值和违约决策

杠杆收购是股权收购交易的主要形式,所以对于股权收购而言,债权和股权的价值估算至关重要。但一方面鉴于股权收购交易所需的大量资金,股权收购主要采用分层债务结构进行债务融资,另一方面囿于收购的目标公司具有显著的特质风险,传统的Leland模型无法对这类债务和股权进行定价。为此,本文基于股权收购的多层融资结构,构建数理模型研究了股权收购交易的债权和股权的定价方法,并分析了最优破产决策和违约概率。基于实证参数值,模型预测的股东内部收益率和违约概率与实证结论十分接近。当标的资产价值下降时,目标公司的杠杆比率快速提升,优先级较低的债务迅速贬值,从而解释了投资者抢购安全资产的动机。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发现采用单层融资结构会提高融资成本,使得股权受损,这为分层债务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本文比较静态分析了标的资产波动率和市场利率对估值和破产决策的影响,结论支持了实证研究中有关市场利率与股权收购相关性的结论。     

企业融资行为具有经济周期性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由于存在金融摩擦,企业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决策可能会随着经济周期而改变。截至目前尚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可以对企业融资的经济周期性,特别是股权融资的经济周期性做出肯定的理论预测。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的角度为符合中国特征的宏观不完全金融市场模型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微观实证基础。出于这一目的,我们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文献的习惯采用H-P滤波得到的实际GDP周期项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的度量,从面板数据分析和加总数据分析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不包含IPO)行为的经济周期性,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整体样本的研究显示,债务融资量和股权融资量均呈现顺经济周期性(Pro-cyclical)。因为企业规模通常用来衡量金融摩擦的程度,我们接着考察了根据企业规模所决定的企业异质性对企业融资经济周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规模较大(事前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债务融资具有较强的顺经济周期性,规模较小(事前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债务融资量的周期性不明显(A-cyclical),规模对企业股权融资的经济周期性没有显著影响,控制企业层面或者宏观层面的其他变量对于结果没有影响。以上事实,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金融摩擦模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