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公民权建设

现代国家的公民体现了社会个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公民与国家联系的中介是公民权.公民权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石.长期以来,国家在公民权建设上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农民公民权的严重短缺.农村改革促进了农民公民权的生长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应围绕扩展农民的土地产权与平等权利这两个基本方面,大力推进制度建设与实践创新.     

公民权的疆界

文章将citizenship译为“公民权”,着重讨论其疆界问题。公民权是相互性的主体间性概念。它涉及到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公民权在本质上是排斥性概念,只不过这种排斥有着一种包容性概念的团结幻象。这种包容幻象通过权利义务配置和身份认同的构建,将原本被排斥的人群包容进社会体系之中,加强了社会团结。这是公民权的进步史,也是其辩证法。     

马克思公民身份思想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很少直接阐述公民概念及其理论,但其唯物史观蕴含着个人从市民到公民,从资产阶级国家公民到无产阶级国家公民,再到世界公民、自由个性的自由人的公民身份思想,展现了公民身份思想的演进逻辑：由批判封建等级特权、肯定资产阶级公民权进步性的肯定阶段,到揭露资产阶级公民权虚伪性、呼吁通过革命争取无产阶级公民权的否定阶段,再到促进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推进世界公民和自由人的生成演变的否定之否定阶段。这从公民身份发展的视角概述了人的解放轨迹,阐发了社会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区域差异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上的差异,必将会导致公民权保障上的差异。我国公民权保障的区域差异,最典型的当属东部与西部的差异。东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影响了公民权赖以实现的地方财政水平,最终影响公民权真实享有程度。导致在现实中我国公民权保障呈现出了一种东西“差序格局”的状态。文章选取公民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医疗保障权进行透视。     

公民权视域下的农民工身份承认与社会团结

建立在civilright意义上的公民权研究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团结问题,须在citizenship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公民权。这种公民权遵循从身份承认到权利获得的逻辑,为存在分殊差异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团结资源。以此为理论视域,文章分析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身份承认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市民与农民工彼此的公民承认共同迈进公民权的体系中,各自能够以公民身份自我宣称与相互宣称,最终达致社会团结。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的公民自主意识及其培育

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文明的基石,而其发育需要成熟的公民自主意识作为内在动力。公民自主意识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内在体现。而我国长期受集权主义政治模式的影响,公民自主意识缺乏,导致公民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存在较强的官方依赖心理和志愿失灵、弃权渎责现象。只有完善公民意识教育政策,通过塑造公民人格、学校教育和社会引导及社会实践来激发公民主体意识、强化公民权责意识和参与意识,才能使公民养成理性成熟的自主意识,为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     

公共领域中民主与法治的双重涵摄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政治活动和理性思辨的主要领地,是伴随着国家与社会分离而产生的。公共领域连接着国家与社会,较好地解决了现代文明中民主与法治的冲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民主与法治在冲突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均衡。公民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其公民权的价值理性,并依靠法治的保障为人权免遭侵犯提供一个安全屏障。民主与法治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融合互相扶助,在一开一合中,达到收放自如,共同演进着人类的政治文明。     

论公民环境权的行政法保护

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法律体系的重心和基石,是公民获得良好生存环境并舒适生活的一切相关权利。行政法作为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部门,具有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社会功能,在环境权实现实现上承担着重要使命。文章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探讨公民环境权的涵义,并结合我国当前公民环境权的现状,阐述公民环境权在行政法领域的保护。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公民权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公民权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相对于社会整体的需要,距民众的权利诉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造成我国公民权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建立和完善公民权立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公民社会自治组织和结社团体;发展电子政务;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运行,保障和发展中国公民权,促进社会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     

解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理路——从消极到积极的个人本位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随着历史的推进,其内涵不断变迁,但其内核依然是个体本位。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表现为个人自由最大化,是一种消极意义身份。现代自由主义时期,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呈现出积极的一面,除了强调基本的公民权利外,更关护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罗尔斯以来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强调自主的个体在能力上的平等,尤其是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合作的能力。     

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也即人的解放迈进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一方面显示出其历史性的局限，但同时也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是迈向人的解放所无法逾越的、非常关键的台阶，并且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可以利用的武器。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与马克思一样关注实质性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助长消费主义文化、瓦解社会力量、强化国家权力这一与人的解放相背离的一面。     

中国公务员社会保障的改革模式

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和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确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模式。中国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用“基本社会保障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模式。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如何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挑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文章理性地分析了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以探求合理解决纠纷的路径选择。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社会福利权利研究

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崛起，社会福利权利会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权保障方式备受关注。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到底向何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福利权利理念的影响。从社会福利及社会福利权利入手，借鉴公民权利理念，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理论对构建社会福利权利的指导意义，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应该实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及路径选择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针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建立价值与规则独立为一体的全新公益制度尤为必要。     

“社会福利社会办”新路——佛山民政工作调查报告

从政府包揽福利到社会办福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社会福利走出的一条新路。佛山民政工作提供了一个地级市、一个中等城市社会福利社会办的具有佛山特色的典型。它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有四：一是密织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网;二是摸索“一院两制”新模式和新特点;三是实现福利服务资金筹措社会化;四是建立社会化福利服务队伍     

论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公民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公民身份是对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描述,尤其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它是一个建构性的历史概念,其建构受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影响。通过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的核心价值观由于对权利与义务的认识和观点不同,导致对公民身份权责关系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公民身份。但要明确的是,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并不能等同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执政党应当发挥党的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形成面向全体公民的、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在多元价值观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公民身份建构中的途径主要包括：在国家层面,充分发挥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公民身份的制度设计的导向作用;在社会层面,社会核心价值观要积极引导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为公民身份建构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空间;在公民层面,主要从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两方面的教育着手,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