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试说吴宓先生论“三国”

著名学者、诗人吴宓先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了对《三国演义》的一系列看法:他认为该书是“真正的历史小说”,书中人物、情节都是“典型”;他提出,“正统”有二义,即“本义之正统”与“人为之正统”;他强调,“艺术真实”源于“普遍永恒之道德观”.我们在吴宓先生的《日记》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吴宓”.     

在“焦虑的时代”展开轻松诗——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W.H.奥登的《致拜伦的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个新的"焦虑的时代"对轻松诗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和着这一要求,英国诗人威·休·奥登在轻松诗的文本实践和理论阐释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文本实践来看,他写作的轻松诗代表作《致拜伦的信》将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嵌入了同一个诗歌文本,既保持了轻松诗写作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又带来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这一双重聚焦的写作策略大大开拓了轻松诗的发展空间。而在理论阐释上,奥登从诗人和读者关系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轻松诗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的存在对于轻松诗写作的重要性。奥登的这些努力无疑为轻松诗的更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穆旦与奥登：历史追问与现实反思——兼与江弱水先生商榷

江弱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指出穆旦诗歌是对奥登诗歌的移译，而非中国性这一特征造成了穆旦诗歌的失败。而文本从选择奥登的原因、伪奥登风的消解、穆旦诗歌中的“非中国性”追问、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四个方面探讨和重新考察穆旦诗歌与奥登的关联，进而认为穆旦诗歌的特质与奥登并非密切相关。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鲁迅与“侠”文化

鲁迅以发展眼光看待“侠”文化。他认为侠义小说的出现,是社会和文学相作用的结果;而他对这些侠义的写作艺术小说有褒有贬,贬大于褒。     

穿越时空的“私人化写作”——从苏青热到林白现象的文学反思

苏青和林白是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女性作家,并且成名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然而笔者发现,就是这两位不同时空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私人化写作”倾向。文章试图以两位作家为基点,论述其不同语境下的独特的“私人化写作”,从而揭示“私人化写作”这一独特的景观对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诗人的自觉与独立 --兼谈艾略特、奥登对穆旦诗歌的影响

九叶诗人穆旦,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穆旦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创作原则,同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进行反思,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确立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相统一的诗歌观念.在语言的运用上,追求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诗歌艺术上,通过智性化抒情,使现代生活与哲理思索叠印在一起,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为中国新诗的成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漫谈W.H.奥登的爱情诗

以文本批评为基础,以主题探讨为主线,对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著名诗人W.H.奥登以爱为主题的部分诗篇进行分析和讨论,旨在加深对这位诗人创作思想和风格的认识和理解,引起有兴趣的读者对这位诗人的深入研究和评判.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宗白华艺术化人生观及其意境理论

运用中国传统文学中“知人论世”的方法,分析了宗白华艺术化人生观及其意境理论的成因：“意境”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意境审美精神源于他的人生意识和精神;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成为影响他人生观及学术观的最基本要素。阐述了宗白华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能及三位一体的人生观、艺术观、美学观。     

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读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沉寂”艺术

＂沉寂＂是文学创作中中西合璧的＂另类语言＂艺术,＂未言部分＂的内涵丰富而又深邃,体现了艺术家无以言表的复杂多变的心理意识,同时也扩展了语言表达的艺术技巧,增强了艺术作品的表现张力。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空白无语意味深长,沉寂无声威力巨大。本文尝试从不同的审美视角进行解读,深入发掘他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下）

舒斯特曼在生活与艺术、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桥梁意向集中表现于他以“伦理的审美生活”作为人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把人做成一件艺术品”。这种“生活艺术”试图沟通善与美的理念,带有明显的消解差异之后现代性,关系到个人怎样实现自身价值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合乎人的美好生活——联系着的构想。这种文化选择通过审美活动与对生活的美学理想及日常的实践相连接,又通过政治道德理想与政治生活的实践相关联。同时,他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提议”本身就包含着“非学科化“之悖谬。在审美经验与性经验关系上,他的桥梁意向的强化更遇到不可克服的“非美学化”或美学“非科学化”之困窘。如果说他的哲学和关学的价值在于桥梁愿望和作用,他的失误也正在这里。在无差别的同一性下,桥梁变成了要拆除的东西,可以说“成也桥梁,败也桥梁”。     

郁达夫新马时期的文艺思想

郁达夫新马时期文论着重阐述关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创作艺术性等问题的观点。他对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等的论述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其新马时期文艺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郁达夫认为,抗战时期任何文艺家都不可能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文艺创作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注重文艺作品的艺术表现,并从创作主体、体裁与题材的选择以及艺术美的表现等方面进行论述,旨在提高抗战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质量。     

“样板戏”的舞台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逻辑

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权力消长和意识形态转型所带来的偏见,以学术的方式考察“文革”时期“样板戏”在舞台艺术风格方面的特征以及“样板戏”主导者的真实意图。本文认为,“样板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编程。“样板戏”根据“文革”意识形态逻辑,在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唱腔设计、舞台美术以及戏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是在政治权力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文艺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的艺术。在庞大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那些从意识形态躯壳上脱落下来的若干艺术残片,却仍散发出几丝迷人的美学光芒。     

智者慧心——论杨绛创作的艺术魅力

智性写作展现了杨绛创作的艺术魅力,具体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着痕迹＂的＂精练圆整＂,半透明的修辞技巧,以及理性节制的情感吐露,理性与灵动并存的智者慧心勾勒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这种纯艺术的追求与杨绛独立的写作姿态有关。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