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村落社区的权力结构透析

村落社区的权力结构透析唐忠新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８０％，农村社区的基本形式是村落的国家．探讨村落社区尤其是行政村的权力结构间题，对于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相当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在漫长的...     

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沙井村:1940-1949

20世纪40年代的八九年间,华北农村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贫困、动乱与不安,往年被村民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习惯受到严重的冲击,进入到20世纪以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村落共同体也走向崩溃的边缘。1940-1949年间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崩坏状态值得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与社会结构变动给予确切的历史定位,有助于理解处于变革前夜的旧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时代性格。     

崩坏与变革前夜的华北村落共同体社会 --沙井村:1940一1949

20世纪40年代的八九年间,华北农村社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贫困、动乱与不安,往年被村民们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习惯受到严重的冲击,进入到20世纪以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村落共同体也走向崩溃的边缘.1940-1949年间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崩坏状态值得格外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与社会结构变动给予确切的历史定位,有助于理解处于变革前夜的旧华北村落共同体的时代性格.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内卷化的权力及其微观分析

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收入的增加,黄宗智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内卷化现象。其后杜赞齐从国家权力扩张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坏,视其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统治权与权力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解释“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既有内涵;其次从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内卷化的成因主要在于个人偏离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目标的结论。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造神"?抑或"请神"?--关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探讨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外来混混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两湖平原与华北农村的比较

两湖平原和华北农村的外来混混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有所不同.在华北村庄,外来混混可以轻松进村扰乱秩序,并对村民产生强烈的心理强制;而在两湖平原村庄,外来混混进村危害需要与本土混混结成联盟,否则会遇到强烈抵制,村民并不惧怕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华北村庄内缺乏狠人,而两湖平原村庄内存在狠人,他们主要是本土混混.狠人抵制外来混混是基于"势力范围"的逻辑,其动机是维护既得利益.两湖平原和华北村庄的这种区域差异,有其社会基础,可以从村庄社会性质中获得理解.     

农村社区组织、婚后居住制与妇女

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在社会里必然受到其社会环境的制约。本文试从社区组织和婚后居住制的角度,分析农村妇女受到的某些制约。 一、我国农村社区组织的特点 农村社区是以自然居住群体所形成的村落为其基本单元。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具     

国家功能与再分配的原初正义——兼驳诺奇克对罗尔斯的批评

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有特定的边际条件,表现为资源分配从暴力竞争方式向利益交换方式转化的实现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得人们即便处在国家强力控制下也摆脱不了自然与社会的"张力",一旦边际条件受到破坏,社会就将面临解体的威胁。现代国家必须在制度上保障这些条件不受破坏,而制度成本取决于再分配功能的实现,这个思路论证了国家再分配功能的原初正义性。     

当代农民商品经济观念素描

(一)商品经济震荡着中国乡村 A、田野牧歌——传统的偶像 农村社会是由千百个彼此雷同而又极端分散的村落和乡村小镇所组成的。在农村,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所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这种小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稳定性。农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土地的,一     

乡村治理变迁：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一、引言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说是推陈出新之作，该书从详尽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中挖掘出可以理清近代中国农村的一条主线，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核心概念，围绕乡村中的各种文化网络，如宗族、宗教等典型标志，与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和乡村自身权力的结构的相互关系的演变，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现代化变迁中的乡村社区发展道路探讨——基于山东省新型农村社区的调查

从"村落"到"社区"的转变是当前中国乡村社区变迁的重要表现。基于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水平为划分标准,山东省目前形成了工业化推动下的就地城镇化型农村社区、城市化扩张下的"村改居"型农村社区和农业产业化推动下的合村并点型农村社区。对这三种类型农村社区的分析表明未来中国乡村社区的转型与发展不但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与整合,更需要借助国家"看得见的手"消除不利于乡村社区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提供新的制度供给,加强对乡村社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旅游型村落共同体演变的表征与动力——社会凝聚力视角下的多案例分析

乡村社会凝聚力是维系旅游型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由基于经济利益的乡村物质凝聚力、基于主体地位的乡村制度凝聚力、基于地方认同的乡村精神凝聚力所构成。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不断变化,呈现出从旅游开发前的血缘联结到旅游开发初期的核心弱化、再到旅游开发后期的命运共生的阶段性演变表征,命运共同体成为旅游型村落演变的最终理想归宿。国家权力的强势规训与服务型治理、外来资本的经济逐利与社会取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与增权等主体性驱动力量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交叉影响,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强弱动态变化,进而成为村落共同体阶段性演变的底层动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主体地位、培育地方综合认同来重塑乡村社会凝聚力,构建旅游型村落命运共同体。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社区和谐与旅游发展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力配置

社区旅游开发要求理顺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力关系,并使其权利分配实现均衡。而弄清社区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是社区旅游开发的重要环节。制订行之有效的社区旅游伦理规范必将匡正社区旅游多重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交易与博弈原则,促进古老社区的内部演化从自为走向理性,并为最终实现社区和谐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