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略论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学术创新问题

研究历史,史识是第一位的,能够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是很不容易的.史识在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同时又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史识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营养有利于学术创新.当然,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治史,绝不应当有排他性,而应当兼容并包,关键之处在于择善而从之,而能否择善而从,这就要看个人的史识了.马克思主义可以教会人们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何者是关键,何者不是关键,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如此之类,对处理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个人的史识站到应有的时代高度,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学术创新.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

金富轼《三国史记》确立＂三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古史谱系之后,13世纪出现了一然《三国遗事》和李承休《帝王韵记》两种不同的朝鲜古史谱系,试图捏合古朝鲜、扶余、三韩三种不同古史系统,对后世影响极大。14—15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则不包括扶余系统。17世纪的许穆以夫娄为檀君之子的神话为基础,整合三种古史系统,以古朝鲜系统为中心,建立了新的朝鲜古史谱系。18世纪流行的朝鲜古史谱系是对许穆说的修正,主要是淡化扶余系统,并将在中国正史四夷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沃沮、秽貊诸族纳入朝鲜古史谱系,较具代表性的是安鼎福的《东史纲目》,在补入渤海国之后,这种朝鲜古史谱系一直流行至今。对朝鲜古史谱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韩百谦,但其观点未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神话、传说的“处置”方式与古史建构

面对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以及学术媒介性质的日人的知识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撰述逐渐以“传疑时期”对古史加以阐释。以进化史观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都使得中国历史编纂者对神话、传说材料重新加以解释,并建构起新的古史叙述体系。前者意在用“故事”的眼光,说明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社会进化次序;后者旨在透过神话、传说考察中国原始社会之“史影”。不同历史编纂者会面对相同的时代主题。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考察神话、传说材料,中国历史编纂者都期望建立真实可信的中国古史,以助于国人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具体状况。在考古学材料建设中国古史的取径之外,神话、传说材料对中国古史的建构作用仍值得重视。     

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

"何光岳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水准普遍较低的特殊学术背景下,经某些新闻媒体和出版行业蓄意炒作及部分学者的大力鼓吹下催生出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何光岳在古史研究中所暴露出的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一系列学术失范现象,表明他的古史研究并不具备严肃科学的态度,其学术水准停留在较低水平。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何光岳的古史研究重新进行学术定位,对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作科学理性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古典学的未来发展走向。中国古史学界应继续重视古史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进一步提高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遗忘与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下)

本文以《故事新编》和《古史辨》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及其周边的古史叙述的比较分析,阐述了在不同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以及清末民初第一代共和史观之浮沉。论文后半部分集中论述鲁迅在其文学实践中所呈现的凝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非线性时间观,并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特的、可以窥见为传统和现代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无名者世界的历史幽灵学。论文共分十个部分,分别是：1.拟古史与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故事辨”与神话、传说、演义的放逐;3.隐秘的置换：从基督教世俗主义到中国/东亚现代古史;4.截断谁的古史?第一代共和史学之浮沉;5.破除名相与无名者的历史;6.非历史世界：神话、迷信、宗教;7.超历史世界：作为“神话之仇敌”的神思者;8.历史幽灵学：鬼眼与无名者的追问;9.作为幽灵的未来;10.无名者的显影时刻。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试论五四时期的古史传说研究

五四前后,在西方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以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夏曾佑、孙中山、王国维、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思想家、史学家,开始注目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以不同的历史观为指导,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对中国古史传说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有些结论还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然而却拉开了关于中国古史传说研究的序幕。史学家们所进行的许多方面的大胆有益的尝试,为后代学者继续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