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20世纪以来《管子》善本影印概说

20世纪2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管子》,对《管子》研究影响较大.此后,1923年《湖北先正遗书》影印明朱东光"中都四子"本《管子》,1937年宋哲元影印明凌汝亨本《管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影印的原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管子》很有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印多种《管子》明清善本,显示了《管子》出版的多样化.进入21世纪,宋本《管子》单独影印发行,颇便于研究者;"子藏"收录128种《管子》影印出版,使"子藏"成为影印《管子》资料最全的丛书,标志着《管子》的影印出版达到新的阶段.     

银雀山汉简《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关系及其他——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王兵》的探讨

《管子》主要部分的产生当早于银雀山《王兵》,本文从三方面论证银雀山《王兵篇》为割裂之作:《七法》、《地图》、《参患》篇章独立,结构完整;《管子》相关篇章与《王兵》篇章结构和语句作比较,可以考证《王兵》是删减《管子》篇章而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引用了《老子》、《墨子》、《尉缭子》及《周礼》的语言,可以推断《王兵》非独立成书,系抄录当时的传本,加以整理而成。《管子》主体部分当成书于春秋末年,《管子》抄袭《王兵》的观点不能成立。     

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

《汉书》写本的各异形态展示出其在写本时代的缤纷面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书》写本呈现众多形态,有节抄本也有完整抄本,有白文无注本也有注本,还有注本的节抄本。虽然不能忽略传世《汉书》文本构成的两个层次,但综合今本《史记》、《汉书》用字的差别,以及《汉书》诸写本、《群书治要》古写本所节抄《汉书》部分用字情况看,传世刻本《汉书》基本上继承了颜注写本的文本面貌,保留了更多《汉书》原始的用字风貌,与其它古写本形成显著差异。分析文本面貌与传世刻本的区别,揭示古书在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的流传过程中文本面貌由纷繁逐渐趋同的一般趋势,可以看出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印刷术。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管子注》或以为是房玄龄作,或以为尹知章作,历代都有争议。事实上,《管子注》为尹知章所作。《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尹知章注释《管子》,《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尹知章传》也有记载;尹知章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鬼谷子》等先秦古籍与《管子》的思想和内容相关,这是尹知章注《管子》的必要条件;南宋绍兴年间科举取士,从《管子》及注疏内出题,《管子注》盛行,书商为了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将尹注《管子》改为位高名重的初唐良相临淄人房玄龄。     

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

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多从中考查汉简反映的战国时齐国土地制度、粮食产量、法律制度,亦有从词语角度进行研究者。《十三篇》中《王兵》篇的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中《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以《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作比对,考察《管子》版本的流变和乾嘉以来学者研究《管子》的成就,可以发现汉简《王兵》可以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管子》传世本亦可以帮助银雀山汉简的释读。     

朱熹《管子》研究的历史考察?

《管子》研究中，唐尹知章、明刘绩等人的相关成果已得到应有的关注，但从《管子》学史的角度看，还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亟待挖掘。以朱熹而论，他对《管子·弟子职》的注解和对《管子》的辨伪便显示了其在《管子》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杨万里文集四种刻本重大窜夺勘误

杨万里诗文集最常见的四种刻本四部丛刊影宋本、四库本、四库荟要本《诚斋集》,及乾隆吉水湴塘杨氏宗族家刻本《杨文节公文集》,都存在着许多错误,而问题最大的有两个方面,即存在非常多的字词错误和段落窜夺。通过对这四种刻本进行比较并作辨析,将四种刻本里的杨万里诗文存在窜夺的篇章予以复原,以供海内学人研究参考。     

谢枋得《注解唐诗绝句》版本源流考

谢枋得所撰《注解唐诗绝句》是一部评注著作,见解独到,其评点方法为后世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其宋本已佚,国内现存两种明刊本。此书四库未收,清本有清同治二年望三益斋刊本、宛委别藏本、清光绪八年《谢叠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此书在日本广为流传,写本及刻本颇多,国内现存的民国胡光国重刊本据日本弘化丁未长满连刻本重刊,奉天学务公所铅印版《唐诗绝句注解》底本为日本吉田勿来明治戊申刻本。     

《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祁刻本《说文系传》反切校勘记

朱翱依时音给小徐本《说文》作的反切是研究晚唐五代音系的重要材料。小徐本有中华本、丛书本、丛刊本和四库本四种代表性的版本,各本注音情况均有差异。用内部求证法和综合求证法对今本祁刻本的反切进行校勘,发现小徐本朱翱反切与大徐本孙愐反切的同音字切语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论学报编辑科研化

学报编辑科研化是学报编辑学者化、学报编辑优化、学报编辑经典化和学报编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编辑的科研化则难于有编辑的学者化、编辑优化、编辑经典化和编辑的现代化,五者互为条件,良性互动。学报编辑科研化与学报科研编辑化是辩证的统一,是学报编辑活动的内在逻辑和外部环境的要求。学报编辑科研化包涵学报编辑主体、客体及学报编辑出版全过程各个环节的科研化。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

本文对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作了新探讨,揭示了此书是五代蜀相毋昭裔刻五臣本的较忠实翻刻本,具有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的一些特征,文献价值至高.并揭示了书中抄配部分当出于清末蒋凤藻收藏时以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抄配,实无价值,未可与原刻等观.     

《红楼梦》张汝执评本校改文字探析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红楼梦》萃文书屋活字印本初刊,受到时人的关注,但其中为数不少的舛错也被后人注意到,嘉庆初年张汝执较早针对这一刊本的有关文字进行了校改。系统梳理后发现,张汝执运用改字、加字、文字位置互换、补配文字等方法对《红楼梦》程甲本进行了校正。对比相关版本后,我们认为,张汝执的校改文字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前期抄本的继承性等特点。虽然有些改文带有随意性,但从总体上看张汝执仍有自己的校改原则。本文试图以张汝执所校改的文字为研究对象,从校改文字概况、校改原则分析两个角度进行初步的探析,以期为合理定位张汝执评本提供一些依据。     

论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文献学价值

叶德辉是湘学中的重要学者,《书林清话》是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代表作,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该书汇辑了宋代以来历代私家藏书的目录,并对唐宋以来历代的刻板刻书情况进了资料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     

《列子》版本源流述略

刘向校订《列子》为八篇,早佚。张湛作《列子注》,据汉志旧目重新整理,此后所传《列子》多以此本为祖本。宋之前多为写本,宋以后刻本逐渐增多。宋代道士陈景元发现殷敬顺《列子释文》之后,便有人将其混入张湛《列子注》中,丰富了《列子》传本。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庄子》字数考证

文章通过考证《庄子》版本、篇章内容在历史上的变迁,指出《庄子》"十余万言",系指五十二篇古本《庄子》而言,而今本三十三篇本《庄子》不过65000字左右。     

吴梦窗词校勘札记——毛晋本及毛康校本

通过将梦窗词集毛晋本与明钞本作比对，认为毛晋本虽未经精审校勘，但后世校雠家因未能审择点窜，故不乏以正为误者。另外，毛晋本经毛康校改后，已近明钞面貌，甚至对明钞亦有捉正。梦窗词集的著名校家，多因未见毛康校本，甚或亦未见明钞本，故对毛晋本的定谳多有失实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