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汽油问题及其解决

抗战爆发后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油荒 ,影响了抗战的维持。为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强汽油进口力度 ,在国内生产炼制 ,鼓励代用品的发明与使用以开源 ,另一方面限制消费 ,实行管制以节流 ;在不同时期 ,政策的侧重点又不同。分析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汽油政策及其变化 ,可以看出国民政府面对不断变化形势的应变能力。并对现阶段我国解决汽油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农村教育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的开发与建设,甘宁青农村教育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基层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内容向以爱国、科学、民主为特征的现代教育的转变.由于受政府主导的教育变迁模式的限制,在抗战结束后,随着国民政府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一变化趋势出现了停滞和衰退.     

抗战后国民政府迟迟不对日宣战原因浅析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开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抗战的准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南越长城,在华北大地上燃起战火,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一次公开表明了中国将以“应战”的态度来对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实行“全面抗战”。8月13日,淞沪战事发生,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的时代。 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为什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后,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呢?这一问题以前史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先辈同行。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从清水江文书看抗战时期土地买契税

契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透过清水江文书,可以看到抗战前五年天柱等县级政府实际征收的土地买契税率高于国民政府规定,后三年地方政府执行国民政府百分之十五的契税率这一实态。县级政府的契税虽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但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事业。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货运稽查处述论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寇全面侵华,我国沿海沿江海关相继沦陷,海关的征税与缉私职能遭受严重摧残,日伪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为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强化国统区缉私力量以及增裕国统区财政税收,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组建战区货运稽查处以补海关力量之不及,为国民政府苦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产品对外贸易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实行统制。以贸易委员会为中心的国营对外贸易系统积极从事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换回了大量的军火和大后方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对支持抗战,缓解大后方的物资紧张,保证人民生活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统制政策的实行,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旧中国对外贸易受制于外国人的状况,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对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机制的探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官僚主义盛行,国民政府在推行管制政策时,致使中间商人活动猖獗;统购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广大生产者的利益。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应对英国侵藏的经济举措

自清末民初逼签不平等条约后,英国掌控了印藏经济贸易,进而采取贸易厚惠贵族、控制羊毛出口权等手段,以影响噶厦政治.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前,通过派驻中央官员入藏,认识到宗教力量在西藏地方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有意恩笼三大寺和众喇嘛,以制衡亲英贵族.同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筹划以康荼治藏、康藏羊毛贸易之策挽回对西藏经济利权,可惜收效甚微.     

道阻且长:二战后“南侨机工”的复员与南返

南侨机工返国运输军事物质是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历史事件。抗战胜利后,南返居留地成为南侨机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南侨机工南返给国民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并导致国民政府与南洋华社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南侨机工及南洋华社的南返要求,国民政府会同各方制定南侨机工复员方案,1946年10月,在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和南洋华社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机工踏上南返之路。受制于战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机工南返较为曲折和艰难,但在国民政府组织和协调下,基本上将登记的机工送回南洋居留地。     

民族平等与国族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夷苗请愿代表活动述论

1936年6月至全面抗战爆发,高玉柱、喻杰才分别以西南夷苗土司代表和民众代表的身份赴南京请愿,但未取得实质性效果。全面抗战爆发后,高等看准争取夷苗民族平等地位的最好时机已到,更加卖力地积极奔走。然而,鉴于民族界限的存在会造成及扩大中华民族的分化,国民政府此时积极推进国族整合,否定了构成中华民族之族类的民族身份,所谓民族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不过,为了避免高等走极端,同时也是出于抗战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采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以予安抚。但是,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平等诉求与国民政府的国族整合及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目标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评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工业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也促进了国营工业的发展,并对民营工业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工业统制政策作为抗战时期的非常措施,在战争前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之产生的弊端也加剧了抗战后期工业生产的危机。     

抗战陪都历史资源——在新时期海外统战工作中的应用

一、什么是抗战陪都历史资源?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20日决定移驻重庆,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于1946年4月30日发市《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东部和中部的数家钢铁厂内迁西部。以此为契机 ,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建立了许多冶金工矿企业 ,冶金工业获得全面的历史进步 ,其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兵工企业 ,对战时军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时货运管理局述论

抗战进入中后期,在日伪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双重打击下,国统区军需民用物资供应遭遇极大的困难。为加强对敌经济作战,1943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专门成立战时货运管理局,抢购抢运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积极开展查缉走私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国民政府苦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