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试论柳开的古文、古道与宋初士风

柳开是北宋最早倡导"古文"与"古道"之人,其"文道观"的真正内涵是"以经为文"和"以道观文",这在五代末和宋初具有特殊意义.同时,柳开也是最早关注士人名节操守之人,他以毕生精力去净化士人人格,提升士人精神境界,对塑造宋代士人形象,砥砺士风,促进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的转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争水洛城事"与庆历士风

北宋庆历四年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建城于水洛的争论,史称"争水洛城事".水洛城之争并非一起边将间意气之争,而是北宋对西夏作战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但争论中不和谐的声音,成为士风丕变的内部因子.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神龙初文人之贬与初唐士风

唐中宗神龙初年,大规模的文人正向遭贬.士风的谄谀成为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的时代顽症.政治的翻云覆雨、吏治的严于用刑、儒学的衰微和科举取士内容的变化、统治者对士人喜则赏怒则刑的随意处置、士人对功名的强烈追求等等,是这一时期谄谀士风形成的基本原因.     

以晏畿道感伤词观宋代士风

晏畿道所代表的婉约词风,是当时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和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时宋代文人士子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思维的折射和反映.工致言情的词风与生平坎坷起伏的遭际,导致了晏畿道感伤词风的形成与臻于完善的过程,其清婉伤感与格律精微体现出宋代词体逐步成熟与完备的发展历程,颇具考证与论议的文学价值.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制度视野中唐高宗时期诗歌发展之路向

与贞观朝相比,唐高宗时期选举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如科举考试重文辞、轻德行等.这些变化与士族体系的解构和庶族士人群体的崛起相表里,大大激发了士子特别是广大下层士子的进取欲望和功名心,从而对一代"浮躁浅露"士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士风在政治境遇不同的文人身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概言之,在上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重文轻德、以文自矜,在下层文人身上主要表现为露才扬己、愤激不平、自媒躁进.士风必然要影响到诗风,并对其时上层文人多重艺术形式的雕琢、下层文人多重言志抒情的诗歌路向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弘、正士人与道教——以诗人郑善夫为例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文人士大夫普遍有着学仙慕道的心理情结。弘、正士人对道教道家文化的崇信与舍弃,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本文以"前七子"集团的著名诗人郑善夫为重点考察对象,借以描绘出明中叶士风文风演变的轨迹。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     

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北宋“庆历之际”①,是宋代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 ,涌现出为数众多的优秀人士。他们不仅使该时期成为宋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繁盛期 ,而且成为宋代历史上士人精神风貌最为振作的时期。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谠言正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 ,不仅给当时的士林以极大的震撼 ,而且给后代士人以深远的影响。一　　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 ,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宋史·忠义传序》有云 :“士大夫忠义之气 ,至于五季 ,变化殆尽。宋之初兴 ,范质、王溥 ,犹有余憾 ,况其他哉 !艺祖首褒韩通 ,次表卫融 ,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 …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