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在20世纪走过了坎坷的历程。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中国文化从 19世纪中叶起就开始走向衰败,以至于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喧嚣声中,“中国文化究竞有没有未来”都成了必须划上大问号的问题。然而曾几何时,伴随着中国大陆“国学热”的出现,特别是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关注,有人却又作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乐观论断。面向21世纪,中国文化究竟会有怎样的前景?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入手,对这一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一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有其原始的亦是内在的统一性。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且这种特质总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处于自然的发展演进之中,因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兴起、现代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无疑是有着原始的、内在的统一性的。但是,当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在西方文化中出现并进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以后,对于后起的现代化民族的文化而言,这种统一性就不复存在了。被视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生为现代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历史问     

“现代化”、“工业化”的论争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取向

如果说中国现代历史时期三大文化派别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集中于现代化的文化取向，解答了文化范式的现代转型问题①，那么，这一历史时期关于“现代化”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的讨论，则把对中国现代化的探讨从文化取向拓展到经济取向，从而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和工业化道路的认定。一、“现代化”的讨论：促进了现代化观念的确立在中国，“现代化”一词是在二十年代出现的。柳克述所著《新土耳其）一书就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其指义亦较显明。胡适在为1929年（中国基督教年鉴）（英文版）所写（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提出“接受现代化…     

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标准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坚持时代性标准 ,又要坚持民族性标准 ;坚持时代性标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客观需要 ;坚持民族性标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标准的集中体现 ,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实现时代性标准和民族性标准的完美统一。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

近年来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文化及文学研究中存在八大方面的缺陷与空白:以狭隘的文化实用主义为研究目的,缺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以化约化观点简单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缺乏对其做以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严重遮蔽了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以圆满与完美的乌托邦想象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缺乏对文化复杂性与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含糊使用“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缺乏对其进行比较与区别;以外国尤其西方现代性来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以社会现代性来理解审美现代性,缺乏对审美现代性之特殊性的体悟。     

先进文化面临的时代特征与科学定性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努力体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这不仅精辟概括了中国先进文化的科学定性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高度统 一,更指明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动态有机结合,即面对全球化,突显民族性,面对 多元化,坚持科学性,面对市场化,立足大众性。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危机

在全球化浪潮来临之时 ,传统文化是否能继续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独立性 ,中国是否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 ,这样一类问题正以文化认同危机的形式困扰着中国知识分子。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超越现代化意识形态与西方中心主义 ,试图在重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消解全球化语境中日益加深的文化认同危机。实践证明 ,某些以文化的纯洁性为追求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绝对化的“本真性”标准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 ,不能把民族性的标准无条件地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 ,相反 ,应当提出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概念 ,来阐释文化身份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 ,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机     

中国文化现代化:交往中的对话与全球化挑战下的整合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民族性 ,但这种民族性不是“古代性” ,它是一个复杂的组合 ,不具有某种纯粹性 ,而是兼容“传统”、“现代”、“中国”、“世界”、“本土”、“西方”等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即现代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本土性从而具有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民族化的方式实现世界化 ,反过来说 ,也是以充分世界化的方式实现民族化 ,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现代性、世界性而否定它的民族性 ,相反 ,世界性和现代性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的新的表现。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论传统文化与企业的联盟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企业的迅速发展 ,提出了文化与企业“联盟”的客观要求。面对这一历史要求 ,人们的自觉意识如何 ,关系到这一历史要求所能实现的程度、范围和水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如民族精神、历史智慧、人生哲学等 ,在当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是现代企业和企业家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现代企业的形象 ,一方面是它的现代性和世界性 ,一方面是它的精神面貌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历史需要并将造就一批具有“国士”之风的现代企业家。     

事功精神的新开展

近百年来，围绕着中华民族如何走向近代、现代的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出现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以及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等主张，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前三种主张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而现代新儒家的则过于重视宋明新儒家的心胜哲学，有严重的脱离现实的倾向，尤其是海外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更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主张人应当以心性自保，对于中国的现实，实践意义相对有限，但其“返本开新”的主张却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对于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这一问题，不宜长期停留在理论争辩的阶段，诉诸经验…     

文化现代化话语的转变:体用之辩向共性个性统一的文化精髓论的飞跃

本文认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大背景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实基础上，我国文化现代化话语方式发生了由体用之辩向世界性与民族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文化精髓论的转变。世界性与民族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文化精髓论，是反映我国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规律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根本规律。它在克服体用之辩旧话语方式的同时，克服了由旧话语方式产生的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文化教条主义等三种阻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文化独断主义倾向，为在古今中西文化精华结合中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开辟了正确通道     

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从“五四”以来以至近年来的文化讨论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的时代性的方面,注重阐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另一种意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的方面,重在说明保存传统文化亦即保存民族特性的必要性。前者(不是全部)固然有忽视文化的民族性的偏颇,在理论上也确实对此问题探讨不够;而后者对文化的民族性亦缺乏明晰的疏义界说,甚至把传统文化的落后的时代性也当作民族性来宣扬。鉴于此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从理论上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予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相互关系作出具体的分析,就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鲜明特质、发展动力与建设路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特质,实现了继承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的有机统一、真理性与道义性的有机统一、全面性与指向性的有机统一。从其发展动力来看,实践发展与文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根本动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转化是内生动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外部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要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个根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把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三个关键”。     

文化“精神还乡”的意蕴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 ,知识分子早年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精神还乡”现象屡屡出现。一方面 ,还乡者在晚年所要皈依的只是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对现代化的“实用性文化”却并不回绝 ,这就决定了另一方面 ,在理智上图存的坚定信念使还乡者接受了文化时代性 ,但在情感上 ,他们却更为认同文化的民族性 ,亦即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理想。实质上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在知识分子内心中的投影 ,文化“精神还乡”的实质亦不离于此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论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其生活方式和心理态势的总和。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而非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摸式选择,它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并在自我调整中发展。80年代出现的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取代论”、“趋同论”和“重建论”等都不足为训,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

救世意识与时代悲感──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与当代世界的命运李振纲现代新儒学从２０年代初产生开始，直到现在仍是在中国与世界很有影响的新传统主义文化思潮．其基本特征是：以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为核心问题，以融会中西为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以“返本开新”为文化研究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