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论《苏菲的选择》的叙事策略

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被认为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立足现实进行历史言说。本文侧重于小说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叙事空间的多维切换以及叙事方式上表现的碎片化和拼贴式的形态,使小说将历史与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异质的思想共熔一炉,表现了斯泰伦的思想立足点在不停地移形换位,不断针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自我辩驳与自我超越的探索精神,最终达到了历史与现实完美的融合。     

移情还是感应:朱光潜论“有我之境”

虽然朱光潜曾对立普斯的＂移情说＂作过一些批评,但他总体上接受了立普斯＂移情说＂的观念方式,并试图用＂移情＂来解释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朱光潜认为,＂有我之境＂是移情作用参与其中的艺术境界,而＂无我之境＂则没有移情作用,是诗人于冷静回味中得来的。他还认为移情是艺术思维、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的共同特点。然而,当朱光潜对立普斯、王国维进行批评时,其论证上的脆弱和矛盾却提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都只能用感应而不是移情来说明。     

真实的梦想 回归的人性——《红字》主题探索

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是霍桑作品的突出特点,《红字》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突出了他本人独特的思想和对人性的理解。《红字》通过海丝特的人生之梦、丁梅斯代尔的救赎之梦和齐灵渥斯的罪恶之梦,在揭露社会罪恶和人性丑恶的同时,对善良的主人公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肯定了人性的主导地位。     

梁发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诠释

梁发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著述甚多,主要内容是对基督教义进行中国化诠释,这种诠释的基本倾向是排斥佛、道、民间信仰和偶像崇拜,走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但也对佛、道两家的个别观念加以改造和利用。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融入基督教义,具体体现在他的“罪恶观”、“救赎观”、“天国观”中。基督教的初步中国化为中华文化体系增添了新的血液。     

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福克纳长期生活在美国南方,因此,他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他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也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特征。但是,福克纳并不是基督教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宣扬基督教教义。相反,他对美国南方加尔文主义清教和种族主义的批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同时代作家所不及的。福克纳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地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和传说,之所以使用了种种影射耶稣的手法,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此更好地深化作品的主题,丰富作品的表现力。他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来批判基督教的,正是他笔下那些耶稣的影子,把基督教博爱仁慈的基本教义同他作品中加尔文主义者的罪恶暴行激烈地对立了起来,从而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伪善,更加激发了读者对宗教庇护下的罪恶的愤懑之情,使他的小说愈发充满了痛苦与冲突,使读者置身于他所创作的起伏跌宕的感情波澜并为之感动不已。     

评陆奥关于旅顺事件的声明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4天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旅顺大屠杀事件公布于众之后,引起了世界的公愤,各国报纸纷纷谴责日本军队的野蛮暴行,但日本政府对日军的废暴行为不仅毫无罪恶之感,反而进行无耻的拙劣的狡辩。同年12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声明,蓄意掩盖日本的罪     

黑格尔对哲学与基督教的“新综合”

本文认为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基本问题,他试图在思辨哲学和自由精神的基础上使哲学与基督教获得新的综合.但在这种思辨综合中黑格尔哲学却成为现代灵知主义的代表,既背离了基督教的原初意义,也背离了哲学的原初意义.     

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建构”——对《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一种解读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宗教进行了道德的诠释和建构,然而,他对宗教的道德诠释不是指向所有的宗教,而只是特别指向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不是为了消解基督教,而是为了重新建构基督教。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奠定了对现代神学进行道德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启示。     

儒家人性本善与基督教人性本罪之比较

儒家与基督教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在人性论上彰显出旗帜鲜明的价值分野。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的奠基者,其人性论流露出浓厚的本善性,而基督教则认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与犯罪致使人性背负了沉重的罪恶。通过剖析儒家与基督教人性论的逻辑脉络,儒家的人性本善与基督教的人性本罪之比较主要体现在身心和谐与灵肉对立、崇尚教化与崇尚规训、儒家的内圣外王与基督教的奔向天国、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四个方面。     

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诠释略论

由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核质是个体遭遇上帝的特殊经历,因此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诠释当摒弃传统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诠释范式,如宗教意识的进路和基督教神学框架的进路,而选取契合基督教神秘主义核质的诠释进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核质具体包括令人畏惧的神秘因素和着迷因素;然而,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上述两种因素依然只是一种表意符号。基于此理解,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与正统基督教间的关系,以及神圣领域与社会、政治和家庭等领域间关系便有着别样的理解。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罪恶的救赎--《永别了,武器》中凯瑟琳的基督隐喻

海明威以基督教救赎论为思想基础创作《永别了,武器》,旨在探索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残的世人如何摆脱战争的罪恶,重新构建生活。基督教救赎论思想在作品中的揭示和有效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所特有的基督隐喻来实现的。与作品主题密切相关,凯瑟琳这一名字词源意义与基督教救赎论思想的关联性和这一人物在作品中所特有的基督品质使她在作品中发挥着基督救赎人类罪恶的重要作用。     

难以应答的神性呼唤——创造社对基督教的误读

“五四”先驱于世纪之交大规模遭遇了基督教。创造社（特指前期），无论是郭沫若以基督精神为内核的”泛神论”还是郁达夫的罪恶与忏悔情结，成为当时较为真实而全面记录“五四”文学与基督教碰撞融汇的见证人。由于多方面原因，其又成为对基督教无可避免的误读形式的实践者     

美作为上帝的绝对谓项——论（托名）狄奥尼修斯的本体形上美学

(托名)狄奥尼修斯的美学并非从感觉出发的审美美学,而是从古典哲学出发而奠基在他的哲学神学基础之上的本体形上美学,这其中蕴含着神学论的主题。美首先是上帝所专有的绝对谓项,上帝是超验之美、原初之美、永恒之美,赋予此间世界一切存在以美的属性;由此才有了此间世界之美和艺术之美。他的本体形上美学是基督教美学和古典美学的分水岭,不仅直接造就了基督教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关注和分析质料与形式之关系的前提下,还对于拜占庭的艺术理论、特别是圣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约翰·克里索斯托的古代社会正义理想——来自考茨基、卢森堡的评价及其同代人的见解

卡尔·考茨基是较早系统运用唯物史观重构早期基督教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原初基督教会是穷人教会,其成员的财富共有理想在特定的意义上具有“共产主义”属性.尽管原初教会的财富共有模式并没有在实践中长久持续,但这种理想还是被后来的基督教父传承和保留,这方面最重要的证据来自著名的希腊教父约翰·克里索斯托为《使徒行传》所做的一篇布道词.基于同一篇布道词,罗莎·卢森堡与考茨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约翰等教父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他们的社会正义理想同原初教会的类似观念一样是消费型共有模式,因其自身的经济弱点必将消亡.与考茨基和卢森堡的论断截然相反的是,同一时期的天主教学者普遍认为不存在“教父共产主义”,教父们也不主张财富共有,他们更倾向于从宗教道德劝勉而不是经济学角度解读约翰的布道词.围绕约翰这篇布道展开的争论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与基督教传统的激烈交锋.争论双方的态度经常是善意和开放的,但是对话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误读或忽视了对方立场中的一些关键元素,带来的冲突在整体上要大于相互理解.     

谁杀害了女主人公--浅论《苏菲的选择》的负罪主题

苏菲的双重身份使她有别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幸存者.除了是受害者,她还是帮凶.就像她胳膊上的纹身一样,她那梦魇般的经历牢牢印在她的心灵深处,她始终无法摆脱一种负罪的困扰.她说谎,是为了消除她的负罪感;她忏悔,却暗示了这种感觉的根源;当她做出了最可怕的选择后,死神接纳了她.苏菲的死是她摆脱负罪感的最后选择.罪恶的阴影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它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会永远存在.     

浅论孔子的孝亲思想及其批判继承

孔子孝亲思想对人类原初孝亲情感做了符合时代意义的诠释。孔子强调,子女对父母不仅应当有孝顺之行,更应当有孝敬父母之心,反对装腔作势式的封建孝行。孔子之后的儒家将孔子孝亲思想本位化、单向化、纲常化,违背了孔子孝亲思想的原初意义。孔子孝亲思想包含的爱老、敬老、感恩思想对现代社会道德培养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鼠族》中的生命政治叙事

在再现灾难性历史事件时,阿特·斯皮格曼将受害者的生命形式作为主要的刻画内容.在以纳粹屠犹为主题的绘画小说《鼠族》中,通过弗拉德克对大屠杀经历的叙述,斯皮格曼以文本与绘画相结合的方式从多个层面描述了大屠杀受害者个体生命的政治化状态.本文以莱维与阿甘本解析奥斯维辛囚犯的生命形式为视角,从见证者、被淹没的穆斯林、耻辱感与罪恶感等层面,解读《鼠族》中大屠杀受害者表现出的生命政治形式.     

松井石根的南京之行及其责任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两次到南京。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境中,对于这段史实,却有不同的表述。挥兵占领“敌国首都”南京时,松井洋洋自得,对已经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态度是“在所难免”,故作姿态而实际并未严明军纪。而当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究其作为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时,松井声明自己并不知情,反复声明自己已经尽责,企图与南京脱离干系,但在起诉方的质证下全面“失守”,渎职之责暴露无遗。松井的南京之行,需要面对“他者”的印证,兼为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方证人的饭沼守的观察和陈述,生动地体现了场境转换的影响。对松井石根南京之行三个方面不同的描述,反映了南京大屠杀丰富的历史之维,也体现了历史记述和书写的复杂性。     

基督教哲学中的人的概念

古希腊传统奠定了以基督教的立场对待人的问题的基础。柏拉图唯心主义概念与概念之固定不变的永恒现象即是基督教的基础。人在基督教传统中被同时作为微观宇宙和大宇宙的辩证统一来研究。基督教的伦理学范畴基本上借鉴了古代的伦理学范畴,但已获得新的意义。这样,作为宗教现象的基础的自由,就不外是人与上帝的自由结合。 在关于耶稣基督的神话的基督教诠释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