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

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王天顺引言宋代是中国封建史学发展的最高峰，这是史学政治功利主义目的空前强化的结果。那一时代的主要史学家们能够自觉担负起总结封建统治经验和进行儒家纲常教化的责任，积极用世，勇于革新，贵乎自成一家。他们的史识和史学抱负远比六朝史...     

十六国史官制度述论

十六国时期,由于五胡君主的“正统观”和“汉化”意识,使汉晋以来史官制度得以传承。因各国民族、政治、地域情况不同,史官制度出现异变,形成复汉型、魏晋型、诸侯国型三类。魏晋型居主导地位,其兴替盛衰构成了十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主线。官方史学仍是十六国史学的主流,所撰国书主要是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内容很注意反映本民族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亦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此是十六国官方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民间史学活动探论

魏晋南北朝是民间史学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 ,这种活跃在民间撰史活动、民间史著抄写与传阅活动、民间私学与家学授史活动、民间通俗历史讲唱活动几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间史学活动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它在推动魏晋南北朝史学走向兴盛的同时 ,也预示了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论宋代史学的普及化倾向

宋代史学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高峰。无论是史家和史著的增多,还是史书体裁的革新与创造等方面,宋代都大大超越了前代。不过,宋代史学还有一个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发源于十世纪下半叶,奔涌于两宋三百余年之久的史学知识普及的潮流。宋代史学在继续向纵深延伸的同时,在广度上有空前的扩展。如果说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还只是寥若晨星的孤立的“点”,两汉形成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吏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宋代史家对信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正直的史家都把信史原则作为史学活动的最高准则.宋代史家辈出,他们多以信史理念从事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辨工作,从撰述一代信史的目标出发,直陈君主观史、宰相监修造成的曲笔之弊,提出了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完善史官专任制度、规范<日历>编修程序等具体措施.在史才选拔方面,又提出了"良直"、"明识"等重要标准,为丰富和推动信史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刚柔并济的宋代官员叙复制度

宋代叙复制度是责降官员还升旧官的一项政治制度。叙复制度的本意体现了两宋优待士大夫的宽容政策;但对于叙复官员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有罪必罚的刑法思想;同时,宋代责降官员叙复的过程,也是宋代官制运行的过程,叙复过程中阶官的升转与差遣的除授,都与官员的叙复情况紧密相关,叙复的结果亦是对责降官员再次考任的结果。因此,对于宋代叙复制度的研究,不仅是探寻宋代职官制度的内容,更是深入探索宋代官员管理理念的深层内涵。     

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领域，人们的重心大都集中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方面，而对更具有决定性的史学政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一般说，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集团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和总要求。史学政策不同于修史机构或史论制度，后者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学术性的官僚实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兼具思想规定和权力约束的政治一学术模式。史学政策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态中，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定向和史学文化的品格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张书学顾颉刚和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分别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史学派别的创始人，本文无意评说二公才学性情之优劣高下，仅拟就他们在治史方面的异同作一初步比较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顾颉刚的治史特点及其在...     

重审经史关系：经学视阈下的汉代史书编撰

经史关系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与史学史的关键问题,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古代社会并延续至今。学界一般认为,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事实上,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的形成上,也体现在史书编撰的过程中。以汉代史书编撰过程为例,经学的繁盛为汉代史书编撰准备了文献资料和著作形式,不但为史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还促进了史书体例的创新,丰富了治史的方法。     

《宋代行会制度史》简评

《宋代行会制度史》简评周宝珠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出版了魏天安同志的《宋代行会制度史》一书,这是一本功力扎实的作品,值得认真一读。首先,这本书把宋代行会放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通过对中国古代行商（客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研究,指出了宋代...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1987年宋史研究概况

1907年宋史研究,发表论文一百二十篇左右,出版了漆侠先生的专著《宋代经济史》等,内容涉及到宋史的各个方面,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具体情况如下: 一、宋代政治史 关于职官制度。宋代职官制度历来为宋史学界所重视,今年也不例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白文固《宋代祠禄制度述略》(《中国史研究》1987.1)认为祠禄制度创始于大中祥符年间,是种“佚老优贤”的职官制度,加深了宋代吏治的腐朽。同时,对获取祠禄官的条件作了分析。程民生《宋代内库的金     

宋元讲史平话的史学史研究价值

宋元讲史平话属于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史学小传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史学史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