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梁之辩”是否要继续下去

“濠梁之辩”,千古佳话。关于庄惠二人孰赢孰输,历来莫衷一是。本文从异类能否相知、他人能否相知。若相知、如何知,以及“鱼乐”与“知鱼乐”之间的区剐与联系三个角度阐述了濠梁之辩的深刻含义。     

《明经世文编》中的澳门史料

有关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的史料 ,中国明代典籍记载甚多 ,其中 ,尤以《明经世文编》中收录的澳门史料最为珍贵。《明经世文编》由陈子龙等编辑。全书共出六册 ,内容分为 32类 ,其中海防 ,火器 ,贡市 ,番舶等类 ,均涉及澳门问题。明代第一篇关于澳门的奏疏 ,即庞尚鹏于 1564年的《题为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 (疏 )》也收录其中。《题为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又名《抚处濠境澳夷疏》或《区画濠境保安海隅疏》。 (见《明经世文编》第五册第 3835页 )其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 ,澳门原称“濠镜澳”。在 1564年之前常称为“香山澳” ,并无…     

澳门的由来

澳门一名最初见于明代的文献记载。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庞尚鹏的奏稿《抚处濠镜澳夷疏》中写道:“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麦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即澳门也。” 澳门的“澳”,原意是指海边弯曲可以停泊船只的地方。明嘉靖年间有些外商认为商船停泊在香山县离岸太远,交通不便,以重金买通地方官吏,求得在今称为澳门的地方停泊。此后,许多外国商船皆集于此。 关于澳门的得名在清代还有另外的说法。清代的《澳门纪略》中说:“澳门,则     

论江右王门欧阳德的动静体用合一说

欧阳德(1496—1554)字祟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王阳明擒宸濠后在赣州,欧阳德往求为弟子,在同门中最年少。嘉靖二年登进士第,出为六安知州。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卒年五十九,赠太子少保,谥文庄。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三十卷(下引仅注篇名)。 黄宗羲曾说:“阳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话虽有一定根据,但并非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王阳明自正德十五年擒宸濠,处忠泰之变,揭“致良知”之教,居越后专事讲学。起兵往征思田,又于军旅中讲学,并致书越中、江右等地弟子,讲论致良知之旨。中间八年,良知之动静、体用、中和、已发未发、良知与一般知识的关系等,讲论甚明。良知范畴得到了多侧面、多层次的考察,《大学问》、《与陆元静》、《与顾东桥》等书即是明证,并非“未及与学者深究其     

论王阳明大学观的演变

王阳明中后期的大学观有明显不同。中期是从37岁的“龙场悟道”到49岁的“宸濠忠泰之变”,这一时期,他主要是按照古本对《大学》中诸工夫的先后次序作了重新排列,以揭示圣学简易明白的“诚意”之教和“知行合一”之说:后期从“宸濠忠泰之变”开始,这一时期,他主要是运用“良知”与“致良知”学说来重新解释《大学》,从而在程朱以外,另辟《大学》研究之蹊径。因此,倘若说阳明中期的大学观主要是以恢复古本《大学》为己任的话,那么后期的大学观则主要以发挥自己的“致良知”学说为目的。     

对保证担保的初步研究

一、根据现有资料,我国在秦汉期间即有“以物相赘”、“以物质钱”(赘与质同义)等制度。其标的不限于物,也及于人。当今的“人质”大概就由此发源而来。这种以人作保的形式,可视为保证的萌芽。自汉开始,相继出现以担保被保证人(主债务人)不逃跑为目     

死生一如的生命情调

《庄子》一书多寓言、重言和厄言,“以厄言为漫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以下均注篇名),凝聚了荆楚文化里浓厚的神话气息,庄子以象征的笔法点化了自然界的山水禽羽,在生命中饱蘸了田原山川的灵秀。(这同代表中原文化系统的儒学仅以人格安放于山水中间的人本思想正好异趣)在他的濠梁之辩里,蝴蝶梦中无不浸润了这种浪漫仙羽的神韵气赋。 寓言使横际于自然和人之间的隔阂冰释了,人的个体生命融于宇宙生命之中,浑然同体,浩然同流。质言之,这已然就是道家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郑霞谷与朝鲜阳明学

一、阳明学之东传与内在危机王阳明(1472-1529) 为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登第后历官南赣都御史,讨平宸濠,封新建伯,后总督两广,征利头,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卒于江西南安(即今江西大庾县)①。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门人嘉兴霄知府徐必进有感于“师门学术,皆有关切,不可不遍行”② ,遂梓刊行,名之为《文录续编》并《家乘》三卷③ ,行于世。阳明思想因而赖之得以流传后世。同时东邻的朝鲜和日本,     

陆九渊心学特征探究

一、心学的客观主义倾向学术界普遍认为,陆九渊所讲的心,“是与物质相对待的精神,与客观相对待的主观,和客体相对待的主体。”(王茂《论陆九渊心学唯心主义》载《论宋明理学》一书) 考察陆九渊的有关论述,上述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在陆九渊看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心”不是人的(尤其不是个人的)主观感觉、意识或观念,而是一种先天的普遍的道德规范,是独立自存的伦理实体。他说,“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以下凡引出此书只注页码)“四端者,即此心也,”(第149页)“仁,人心也。”(第232页)所谓“本心”就是本体化和实体化的封建伦     

元末农民起义領袖芝麻李下落考

<正> 元末重要农民起义领袖芝麻李,名李二,江苏邳县(一说今安徽肖县)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与赵均用、彭大等据徐州(今江苏铜山)揭竿起义,与刘福通、杜遵道等领导的一支,同是东系红巾军的骨干队伍。至正十二年(1352)九月,元丞相脱脱率大军数万攻破徐州,赵均用、彭大率军退入濠州,与另一支起义军郭子兴合势。但芝麻李的下落如何,则众说纷纭,成了聚讼不决的问题。综合诸书记载,芝麻李的下落有四种说法: 一、先遁逃后被杀说。持此说的始作俑者当推权衡。权氏在其所著《庚申外史》中说:“脱脱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月余,始获芝麻李,梏送京师,脱脱密令人就雄州(今     

“朱元璋与安庆余阙接壤”说质疑

朱元璋与安庆余阙接壤之说,出自明人姚福撰的《青溪暇笔》一书。现摘录如下: “余公(余阙)守安庆也,赵双刀、胨友谅引群盗四面攻之。太祖(朱元璋)与之接壤,未尝加以一镞。”接着又说朱元璋是以安庆作“屏翰”,阻挡“已僭大号,据有全楚”的陈友谅北上。以后,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引述了这一     

庄惠“濠梁之辩”——两种思维的交叉

庄周与惠施在争辩之中增进友谊,在嘲讽之中切磋道术.后人曾说:“相嘲相得惠与庄”(魏源语),确实点出了庄惠友谊的特点. 在庄周与惠施的多次争辩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至今仍未能定其是非的,要算是《庄子·秋水》篇记载的“濠梁之辩”.本文试图解开庄惠这一争辩的纽结,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走出特定文化模塑的藩篱——由当今国人文化模塑趋向引起的思考

一、文化模塑的内涵(一)文化模塑的定义文化模塑在文化人类学中又称“濡化”(En culturation)。温内克(C.Winick)在其《人类学辞典》中把“濡化”定义为“一个人适应他的文化及学习履行他的地位与职分的功能的过程。”〔1〕人的文化模塑,是一个文化塑造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创造     

“举孝廉”小议

吕叔湘先生《<通鉴>标点琐议》一文(载《中国语文》1979年2期)认为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一句孝廉不宜读断,说,“孝廉分科,前所未闻。各一人实指一郡一人,一国一人。而非孝一人,廉一人。”对吕先生的这个意见,不敢苟同。《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王先谦《补注》说,“俞樾曰:‘谓孝与廉各一人,非郡国各一人也。’汉制有以孝举者,有以廉举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议曰:‘不举孝……,当以不敬论;不察廉……当免。’是孝重于廉也。《冯     

事物、认识与表达——墨家认识论的片断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墨子”“经”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人知也。”——“墨子”“经说”下(?)这一章是墨家认识论上很重要的见解。它透露了墨家认识论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见之”,表示直接观察,和墨家重“亲知”,并以“亲知”为“闻知”和“说知”的基础相适应,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大家知道: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是以最先提倡“兼爱”“非攻”的学说出名的。他的所帮兼爱是     

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是墨家的光辉逻辑著作《墨辩·小取》中提出的,对这一命题人们历来争议较多。不少人受《荀子·正名篇》的影响,认为这个命题是诡辩,是“惑以用名以乱名”。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命题是墨家为了宣扬“兼爱”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了逻辑;另外,也有不少人为这一命题作了辩解。认为《小取》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等例,根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与”的原则和“援”式合乎逻辑地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的,因而认为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选》462—470页)     

略论程朱理学中的人治思想

<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进行过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究竟是作为统治者个人的“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起决定性作用;究竟是“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一般主张“法治”,而儒家则主张“人治”。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汇佛、道两家的一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物化”观

中国传统哲学常常强调通过“物化”的心理过程去追求最高的哲学境界。在庄子哲学中,大道虚而无处不在,悟道之人在休悟中出自我丧失而浩然与溟涬同科,从而体验到真正的生命秩序利宇宙精神。庄子还以“濠上观鱼”、“栩然化蝶”等寓言故事形象地描绘了这种物化神合的心理特征。魏晋玄学弘扬了庄子这种思想,大谈循顺口然,去同物我,所谓“浑万象以冥观,儿兀体乎自然”。宋明理学更加推演了这种思想,邢雍说:“不我物,故能物物。”(《观物外篇》)以我观物,物我皆遁;以物观物,便可臻大道。而传人中国的佛教经过中国人的改造更把“物化”境界推向了极至,认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把握法性真如,此心如智慧大海,超乎视听,抗乎思议,超然于感觉之外,从而休用无方、含弘一切。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再研究

第一位葡萄牙来华使节皮莱资（ＴｏｍéＰｉｒｅｓ）在正德七年至十年（１５１２—１５１５年）间,即他本人来华前几年,就在《东方概览》一书中写道：“除广州港口之外,另有一港名濠镜（Ｏｑｕｅｍ）;陆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①最早来华之葡人,为欧华利斯（Ｊ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