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自管：是凤凰涅粲还是火中取栗

说到小区自管,很多人并不太理解。尤其是新闻媒体,很容易在报道中把“小区自管”与“业主自治”混淆。业主自治,就是小区业主们依法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出业委会,由业主们讨论决定小区的物业服务定什么价格和标准。至于在业主大会成立后,如何提供物业服务,《物权法》确定了三种方式：选聘物业公司、其他管理人,还有业主自行管理。其中的自行管理,通常简称为“小区自管”。简单地讲,实行自管的小区,就是不再把物业服务外包出去,而是由业主们自己管理,或者由业主们自己成立起社区物业服务中心提供物业服务。     

中国城镇住宅共有资源自治的可能性

本文针对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住宅小区物业,考察共有资源产权制度,讨论小区共用部位等资源因共有而“共享、共治、共担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分析表明,存在业主共有产权自治安排的可能性,这种自治制度可以使城镇住宅共有资源避免出现“公地悲剧”的结局。     

城市小区物业自治的发展前景与实践困境

物业自治是城市社区自治机制成长的重要源泉 ,但是目前物业自治在社会实践中遇到重重困难 ,期待中的集体行动往往不能有效达成 ,出现业主委员会组建难、作用发挥不正常等问题。走出物业自治的困境 ,需要强化外部干预 ,以促成内部集体行动顺利达成     

关于业主自治的一些常识

在日常讨论中，很多人误以为业主自治就是《物权法》第八十一条中所说的“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比如，最近的两篇媒体文章《滁州：小区业主自治，到底能走多远？》《物业合同没谈成鑫潮花园或将业主自治》均是将“业主自治”等同于“业主自管”，指的是业主在成立业主大会后，出于各种原因没有选择聘请物业公司，而是让业主委员会来管理小区的方式。可以说，这样的“误解”在生活中非常普遍。     

汇聚红色力量 激发内生动力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天悦社区面对融合型大单元社区的典型困境,坚持以党建统领,凝聚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红色力量”,筑牢社区党建“红色堡垒”,发动社会组织“红色引擎”,激活党员“红色细胞”,努力让“他治”转变为“自治”。     

议事会拢起“好声音”提振居民精气神

“供电服务站更换路灯5盏，物业管理区疏通污水冒水点2处……”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第九社区东环居民管理站站长秦新安在1月22日召开的居民自治议事会上，把上次居民自治议事会上收集的民生问题解决情况逐一进行通报。“不瞒你说，居民自治议事会老管用了，我们代表居民反映的菜市场改造、清理外租房等好多关乎居民生活的事情，都得到了落实。”刚从议事会现场出来的居民李国真兴奋地说。     

《物业管理条例》的理念偏差与制度缺陷

相比《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物业管理条例》在理念上存在两个重大偏差。首先,在物业管理的问题上否认了业主自治,不允许业主管理自己的物业,要求必须聘任物业服务企业。其次,强调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划分”物业管理区域,而不是根据业主的财产权“确认”物业管理区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制度与《物权法》存在冲突,需要在新的理念指导下重新设计。     

面对物业纠纷居委会只有“尴尬”的份?

大连市一小区业主不满物业服务拒交物业费。取暖期前,该小区物业想出“点子”,捆绑收取物业费和取暖费,此举又引起业主的不满。据悉,类似纷争在大连市不在少数,而社区居委会在纷争中难以起到应有作用     

老社区居民自管物业,前景无限

今年元旦,江苏省苏州城里的老社区养蚕里一村,115名住户公选出的7名居民委员正式组成“居民物业自治管理委员会”,从此开始负责本辖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委员会下设值班志愿队、巡逻志愿队、服务志愿队和财务审查监督小组。养蚕里一村的自治物管到底怎么搞,它对解决老社区普遍存在的物管难题有何借鉴意义?记者为此进行了实地采访。     

小区自管:是凤凰涅槃还是火中取栗

说到小区自管,很多人并不太理解。尤其是新闻媒体,很容易在报道中把"小区自管"与"业主自治"混淆。业主自治,就是小区业主们依法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出业委会,由业主们讨论决定小区的物业服务定什么价格和标准。至于在业主大会成立后,如何提供物业服务,《物权法》     

深耕红色物业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道路宽阔洁净,停车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精准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辖区内小区星现的新面貌正是区委社治委将红色物业融入社区治理的成果。近年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全力推行“红色物业”,将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各方力量拧成合力,创新党建引领物业服务管理新模式,走出打通服务业主“最后一米”的新路径,让“红色物业”在管城回族区范围内“迥地开花”。     

“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关系辨析

“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的关系问题位列公司法裁判疑难问题之首。从静态概念视角看,两者上位概念为法哲学领域“自由”与“强制”,以及私法领域“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这两对范畴,狭义“公司自治”包括股东自治、章程自治及内设机构决议自治。从动态政策视角看,“公司自治”与“国家管制”经历了漫长、反复的转变过程,其中不乏信义义务与经营判断等规则在公司治理领域的角力。从内部程序视角看,法院不得以争议系公司内部纠纷而拒绝裁判,公司应当参照“熟人社会”范畴,建构起“由内而外”“穷尽内部救济手段”的纠纷解决机制。     

论深圳房地产业商服物业的“三权”关系

通过对深圳三大商业区商服物业的所有权、物业管理权和统一经营权“三权”关系的研究 ,指出各主体之间“三权”的合理配置和处理 ,是保证商服物业市场效率的关键所在 ,并提出了“三权”关系处理的具体对策。     

国民政府前期地方自治的难局解析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训政前期重要的政治举措。文章通过对国民政府“县市自治初期实践”、“地方自治淡化时期”直至1930年代中后期“改自治为保甲”这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予以揭示,阐述了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政策如何背离地方自治的应有之意,并进而对于地方自治完全失败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民国初年的湖北自治运动

民国初年 ,“联省自治”运动一度形成席卷全国的潮流。湖北自治运动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军阀割据自雄是其诞生的历史背景 ;以王占元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湖北的苛严统治与压迫是湖北自治运动的主要原因 ;“省长政潮”与“武、宜兵变”是湖北自治运动的外因 ;而湖北精英阶层的协同努力则是其主观因素。与其他省份的“自治”运动相较 ,湖北自治运动具有他的特殊性和进步性。     

政策落地：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现实因素

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以“政策落地”为现实因素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要考虑“政策距离”和“政策参与”两个变量。政策距离农民越近,政策参与性越高,越有利于政策进村入户,也越有利于形成自治的基本单元。将自治的基本单元放在真正的政策落地之“地”,便于自治的有效开展,也便于政策落地运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 ,探讨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在自治产生的依据、自治程度、自治机构的职能及自治效力范围等方面的差异 ,揭示了两种自治形式不同的属性和特征。同时本文也认为 ,两种自治形式的这些差异 ,只是自治“量”的区别 ,自治的“质”则未改变。并在此基础上 ,得出了有关自治的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自治始终是解决国内差别的有效手段 ,体现了社会主义模式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 ;第二 ,不同的区域问题只能用不同的自治形式加以解决 ,故两种自治形式不存在互换或替代的可能 ;第三 ,从自治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看 ,自治只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存在的 ,其不仅有产生、发展的过程 ,也有最终归于消亡之时。     

论涉外侵权法律选择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领域中的重要原则。近来 ,已扩张到侵权领域。本文对传统侵权法对“意思自治”的排斥态度 ,作了简要分析 ;指出了“意思自治”在侵权领域的内涵 ;阐述了“意思自治”在该领域发展的原因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试析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

业主大会是业主对物业行使管理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的重大事项均由业主大会决定,其权利基础是业主对物业的所有权。而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常设机构,其职责是代表全体业主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实现共有物业的管理权。业主委员会的权利基础来源于业主的授权。业主委员会既不是法人组织,也不能独自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只是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从全体业主中选举产生,经政府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代表物业全体业主合法权益的自治管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