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译文学作品中的“适应与选择”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为基础,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张爱玲的三部自译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其译本中体现的译者中心地位,以及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研究发现,张爱玲的自译本彰显以译者为中心的生态翻译原则,在特定的生态翻译环境中遵循"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翻译方法,具有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沈从文小说的叙述者与叙述策略

沈从文小说中有公开的叙述者、缺席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作为一位自觉进行文体探索的艺术大师,沈从文在小说叙事方面的贡献,足以使他与世界一流的现代小说家相媲美。他不像西方现代小说家们那样高举着叛逆的大旗,也不像某些现代作家那样以一种极端前卫的姿态标新立异,而是将叛逆的渴望和创新的激情包裹在看似守旧、朴拙的文本中。他从不张扬自己,从不夸饰自己在艺术上的先锋立场,但历史会领悟他的苦心,后人会接受他的遗产。     

张爱玲小说的叙事策略

本文以现代叙事学、文体学理论为依据，剖析张爱玲小说创作对具体叙事元素的独到运用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融会贯通，以此阐释其小说文本的叙事策略及其隐含的艺术意蕴。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历史小说叙述策略的嬗变——对新历史主义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一种比较研究

随着当代文学审美感知方式的转型,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叙述策略和理路也相应发生改变,特别是传统历史小说中承载的“以史为鉴”的文学叙述功能与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中试图构建个人主体性视角下的历史叙述策略迥异,相差甚远。新历史主义小说从文化的、生命的姿态去观察和表现历史形态,使它表现出与传统历史小说在文学形态、审美意向和情感评价上的差异,并在这个差异上生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诉求。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小说《冠军早餐》的叙述视角解析

《冠军早餐》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创作的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小说是叙述的艺术,元小说更是格外关注小说的叙述语言和叙述策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既运用了第一人称侵入式叙述这一元小说创作技巧,打破传统的叙事框架,揭示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和虚构性本质,又结合了传统小说惯常采用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使小说的叙事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当代小说冷叙述的修辞策略

语言学转向之前的小说叙述,无论是文革文学,还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激情叙述的特征,冷叙述体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小说在叙述风格方面的语言变异特征.本文分析语言学转向后小说冷叙述修辞策略的调整:用平和缓解激情的冷叙述→淡泊虚静的冷叙述→"零度写作"和走向冷漠,分析这种调整,可以彰显冷叙述的语言变异特征.     

试论自译现象之于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以穆旦诗歌自译为个案

作者与译者身份重合这一特征使得自译成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本文试通过分析穆旦诗歌自译作品,探讨自译现象对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将穆旦诗歌自译作品与其他个别译者的译文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穆旦自译的诗歌较原文虽然也有改动之处,但基本较为忠实,有时其他译者的译文比穆旦的翻译还要自由。从穆旦的自译作品可以获得的启示是：第一,翻译与创作并非对立;第二,文学翻译必须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涵;第三,分析研究自译作品有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原文意义。     

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机遇与挑战

本文总结了中国典籍英译史发展的四个特点,指出关于典籍英译认识的五个误区,认为当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并探讨了当代典籍译者应注意的翻译策略,希望有助于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     

对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学习英语动机和策略的研究与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形式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2006级理工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习英语动机和策略进行了调查,分析了调查结果与研究生英语水平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了今后教与学的方向。     

从鲁迅小说的动态描写看叙述时间与空间的融合

小说中的描写,通常是在空间的层面上展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静态状况.但是,描写并非都以此种方式呈现出来.描写可以在叙述时间与空间相融合的意义上出现,将叙述吸收为描写,即成为动态描写.对鲁迅小说中所出现的动态描写进行集中探讨,可以分析动态描写在作品中所具有的意义.     

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陈小手》的叙述策略

汪曾祺的微型小说《陈小手》，其成功之处在于叙述策略运用的非常独到。小说运用了３／５的篇幅进行叙述，形成了“叙述板块”，并善于在暗色调的叙述板块中点缀亮丽，用以打破散文式叙述带来的接受过程中的沉闷与单调。其写法自由散漫，事件是呈放射性的时空延展，颇具散文的味道。其中对于情节的叙述则呈现为“克制性的叙述”，用以揭示深层次的民族反思与批判的内涵。     

大众文化语境下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面对大众文化的挑战,新生代作家从解决雅俗分歧入手,不失时机地在小说创作中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式的叙事策略:与大众审美趣味、审美方式的现实转换保持同步,以欲望化、时尚化、复制化的书写方式揭示边缘化人生的人性底蕴与生命内涵。新生代作家的创作焦虑由此获得了一次最为现实的释放,其文本也为当代小说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数”。     

网络“穿越”小说的叙述与流行——以大众文化为分析视角

穿越小说和穿越电视剧等“穿越”现象作为大众文化快餐中的一个热点,用传统的经典叙事理论来研究它会有很大局限。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网络“穿越”小说,旨在探讨网络穿越小说的迅速流行与它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及时代语境的关系。研究认为：穿越小说在故事内容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这种类型化的模式便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在叙事策略上,穿越小说紧扣现代白领的现实生活需求,从权谋和言情两个方面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在与时代语境的契合方面,通过反复叙述“灰姑娘”这一文学母体和“成功梦”,形成了其独特的“造梦机制”。     

自观与他观:藏地小说的文化展示

从民族学视角看,藏地小说作家对藏地文化的观察和阐释有两种典型的路径,即自观与他观。两者互相弥补,相映成趣,共同完成了对雪域文化的田野发现和诗性呈现。在众多藏地小说作家中,阿来和范稳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全部创作勾联成了两条典型的文化阐释路线,完整呈现了藏地博大精深的文化,弘扬了信仰的力量。     

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许多重要而富于个性的作家.有些作家,似乎专门为文学史而存在;而有些作家,他们自身的存在,就足以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张爱玲就是其中的一个.     

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其小说中的暴力描写不再注重于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深入到历史的背后和人性的潜意识,对人的本能的攻击性及其相应的暴力性行为进行真实的还原,从而揭示那些导致暴力性事件的人性的必然性因素。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其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