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江浙沪地区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的空间差异

以2015年江浙沪个体层面CGSS(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微观健康数据以及地区层面空气污染数据为基础,从个体健康、空气污染以及空气污染—健康效应的传导机制等视角考察了江浙沪地区空气污染和健康之间的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江浙沪群体在空气污染和健康状况的传导机制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对于江苏省群体来说,空气污染造成的不利影响缓冲了社会阶层的提高对健康状况的促进作用;对于上海市群体而言,空气污染减少幸福感而影响健康状况;而对于浙江省群体来说,空气污染在群体健康生活方式、幸福感以及社会阶层因素方面作为传导机制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地区之间污染—健康效应传导机制的特点,提出能够进一步促进江浙沪群体健康提升的相关对策和建议,如细化健康影响因素,结合不同地区的健康特征,继续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以及促进各方面协调发展等。     

夏季也要防雾霾

炎炎夏日到来，全国多地区出现的雾霾天气并没有随着气温的升高而消散，PM2．5指数依然居高不下，空气污染严重。在炎热的季节里，再戴上口罩出行，对于人的耐热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相比健康而言，防雾霾的意识还是不能松懈。     

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理论,选取2006~2016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城市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雾霾污染浓度增加会加剧本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2）总体上全国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国各地级市雾霾污染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呈上升趋势。（3）从地理区位和城镇化推进模式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和推行集约型城镇化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仅呈简单正向相关关系,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粗放型城镇化模式不会加剧雾霾污染。     

空气污染与居民心理健康——基于断点回归的估计

使用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并基于中国北方冬季集中供暖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断点回归方法估计空气污染对中国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1）空气污染对居民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通过改变空气污染指标,考虑四种不同的污染物均得出相似的结论。（2）空气污染对心理健康的负面作用大小对不同人群而言具有异质性,其中对省会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以及女性居民的心理健康损害程度尤为明显。（3）通过对CES-D量表中抑郁症状的分析发现,空气污染更容易导致人们情绪低落,说明空气污染不仅能通过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从而作用于其心理状况,而且能直接影响个人情绪,使人产生焦虑、不安等负面情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损害。     

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如何影响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同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而经济和环境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研究两者对就业的影响方向及作用机制,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别于已有研究考察经济或环境单个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选取2008—201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将经济和环境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经济增长、空气污染及两者交互项的就业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增长、空气污染的就业效应有所不同,经济增长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就业规模,而空气污染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不同性别人群具有异质性,相对女性劳动力而言,男性劳动力就业对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更加敏感。第二,经济增长、空气污染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全国和东部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和东北地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西部地区交互项对劳动力就业作用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改善空气质量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因地制宜推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以扩大地区就业规模等的政策建议。     

气象和环保专家“会诊”霾从何来

今年1月,我国中东部地区相继出现4次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30个省（区、市）。其中1月6日--16日,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入冬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雾霾天气过程。雾霾天气给大气环境、群众健康、交通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     

江苏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趋势性分析

目的:通过对历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的分析,了解我省健康素养水平的变化趋势.方法:利用统计软件标化分析历年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和不同性别、年龄等分组中的健康素养水平.结果:总体健康素养水平稳步上升,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的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不同人群的变化趋势各有特征,学生人群健康素养知识提高幅度高于普通城乡居民.结论:近年来,江苏省人群健康素养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分析文化程度等影响健康素养水平的因素,根据不同人群的特征制定合适的健康干预策略,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干预及监测评估工作.     

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雾霾污染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近年来，西安市的雾霾治理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部分政策低效甚至无效的情况。因此，如何提高政府雾霾治理政策的效果，优化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西安市雾霾污染的成因及特征，在研究西安市雾霾治理政策及其治理效果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主导的协作治理模式、建立空气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提升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水平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的雾霾治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霾”在北京人心里的忧虑

正根据统计,2013年的雾霾影响国土面积的1/4,影响人口约6亿。雾霾的危害已经被证实,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北方普遍使用煤炭取暖导致空气污染,对人体心肺功能造成破坏性影响,住在淮河以北的5亿中国人将总共丧失25亿年的预期寿命!即北方人比南方人少活5.5年。根据医学专业杂志《柳叶刀》周刊发     

怎样走出十面“霾”伏的困境

2013年的第二个周末,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和污染天中,遭遇“史上最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重点监测的33个城市,空气质量级别都是“严重污染”,北京PM2．5浓度逼近1000。市民抱怨“空气有毒”。（《新京报》1月13日）     

安徽省农村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研究

目的：探讨安徽省农村居民生命质量及健康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包含欧洲五维度健康评定量表（ EQ-5D-5L 量表）在内的自行设计问卷,对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分别测量样本人群在五个维度的分布和EQ-VAS自评得分,利用差异性检验和关联性分析,探讨不同人群特征和五个维度分布水平、EQ-VAS评分之间的关系。结果：安徽省农村居民生命质量的总体评价较好,EQ-VAS平均得分为（83.80±15.36）分,接近一半（49.7%）的受访者报告五个维度中没有问题,疼痛／不舒服存在问题的比例高达42.0%,其次是焦虑/抑郁21.2%。年龄、体力活动量和慢性病是影响农村居民生命质量的主要的影响因素,疼痛／不舒服和焦虑／抑郁是影响居民EQ-VAS自评健康得分的主要原因。结论：应关注农村居民的疼痛／不舒服和焦虑／抑郁问题,重点保护妇女、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人群的健康。     

共同富裕视阈下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使用2020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首先探究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然后利用集中指数法测度中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状况,并对集中指数进行分解,探究不同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老年人健康不平等指数达到了7.941%,我国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亲高收入人群的健康不平等;（2）收入、教育水平、性别、城乡户口、东部地区对老年群体的健康及健康不平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不同;（3）代际经济支持、年龄、最近就诊状况、过去一年住院状况、中部地区、慢性病数量、医保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义务教育均等化、保障劳动者权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保障水平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实现健康公平的几条重要路径。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以环境税治理雾霾的减排效果及减排成本——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

建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京津冀、环京津冀、中部、长三角、东北、西北、西南、珠三角和南部九个地区,并按雾霾严重程度划分为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两组。设定三种不同的模拟情景,从空气质量、硫税税率、减排成本、各行业总产出等多个维度评价政策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在基准情景中,直至2030年九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无法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其中四个地区甚至不能达到二级标准。（2）当前环保法规定的硫税税率偏低,远低于减排成本,无法根本扭转雾霾问题。（3）减排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当地经济对能源开采的依赖程度高度正相关,东北、西北等富煤地区的减排成本最高,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可达50~70万元/吨。相对而言,珠三角和南部地区由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均较低,减排成本处于九个区域的最低水平,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仅为30~45万元/吨。（4）硫税等环保税政策导致煤炭行业严重萎缩,在最严厉的模拟情景（B03）中,2030年煤炭总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下降70%以上。（5）在各区域实施不同政策的情景（B01和B02）中,高污染产业会由紧约束地区转向宽约束、无约束地区,即存在所谓的“监管泄露”现象。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论网络传播对公民环境素养的构建——以新浪网空气污染报道为例

自2013年雾霾问题引起社会关注以来,网络媒体通过雾霾等空气污染报道不断影响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分析新浪网2012-2015年的空气污染报道,可以看到网络传播在构建公民环境素养方面可发挥以下作用:大量构建议题,提升公众环境监督意识;为公众“赋权”,强化公众环境维权意识;强调环保参与性,激活并转变公众“知行”.当前的网络传播存在诸多问题,阻碍着目标的实现,如环境报道缺乏专业性、持续性;推动公众自觉环保行为力度不够;对环保法治建设宣传不足;在弱势群体环境舆论空间建设方面存在失衡等.对此,网络媒体需进一步优化自身报道,从提升自身报道策略、引导公众知行合一、维护公民环境权利、关注环境弱势群体等方面做出深入具体的改进,进而在社会绿色公共领域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评价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欧洲五维度健康量表（EQ-5D）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测量。结果：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女性健康状况低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相对越好;低收入人群面临更多健康问题;疼痛/不适和焦虑/抑郁两维度存在问题较多。结论：在卫生政策制定时,要关注农村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重点保护妇女、老人、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健康,提高健康公平性。     

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利用卫星反演得到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污染数据,构造了2007-2016年非平衡面板,通过扩展的STIRPAT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仍呈现显著的倒“N”型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扩大副省级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关系的不同影响,发现两者的倒“N”型关系在普通地级市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