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养老观

在美国从来就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由于东西方观念的差异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美国老人和子女的生活相对独立,但这并不表示美国人不尽孝道,相反,他们的孝顺方式倒是独具特色。     

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中国传统孝道的维系主要靠家庭权力机制、伦理道德机制、官方惩罚机制三个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压迫型体制,建立在孝道工具化基础上的家庭文化成了当今孝道衰落的根源。传统孝道成了父母控制家庭和子女的工具,掌握家庭权力者在家庭中任意发号施令,不讲平等与尊重就成了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意识。由于文化系统一般都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人性教育,其孝道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愿望基础之上。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结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须将平等意识、协商精神、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入家庭,将父母对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为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新的家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孝道,子女(媳)才会真心尊重父母及长辈。     

立足社会发展 构建新型孝道

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严重冲击了传统孝道,但父母仍然主要依赖子女和家庭来养老。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使父母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就有必要以老人为主体,坚持自由与平等原则,立足社会现状与需求,构建新型孝道体系。     

广州高龄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孝观念调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的成年子女照顾者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备受关注的群体。笔者通过对2004年广州高龄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尽管中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遵从孝道规范对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而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孝道观念存在一些差异。     

孝道的现代转承——基于民国四川县级司法档案中亲子冲突案的考察

孝道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范畴,古代中国“孝治天下”以及孝道法律化对传统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从民国县级档案中的亲子冲突案看,父母尊亲在子女婚姻和财产等领域的影响力呈全面退却之势,但刑法中以“尊亲属”之名的条文内容及“同罪异罚”原则仍体现了孝伦理的延续性。孝道的近现代转型既有西方思潮影响的外在作用,更有不适应社会实际的内在因素。此外,父母尊亲在法庭上将孝作为子孙幼辈所有行为的最高准则,使得孝规范沦为其泄愤或谋利工具;而子女在亲子冲突中完全不顾孝道的极端行为,也并不能获得更多的个体自由和幸福。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善事父母”的传统孝道及其现代转型

＂善事父母＂是传统孝道的价值核心,包含＂孝心＂、＂孝行＂和＂孝法＂等道德要求。其根本缺陷是轻视以至忽视子女的正常要求和发展,由此而产生＂善事父母＂与＂善待子女＂相悖的道德悖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伦理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继承＂善事父母＂传统孝道的合理精神,彰显其现代价值,把＂善事父母＂与＂善待子女＂统一起来,是当代中国家庭道德建设领域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孝道本质的一种解读:以人的基本属性为基点

孝道作为以人为发生对象的社会价值,其本质解读离不开人的自身属性。以人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孝道本质解读的基点,孝道本质的理解就产生了层次性。基于人之自然属性,孝道一般本质可以理解为贯穿于一切人类文明的"爱";基于人之社会属性,孝道的特殊本质可解读为专属于儒家思想的"和"与"忠"。孝道本质适用类别和范围的差异是孝道本质层次性的根源,孝道"爱"之一般本质普适于当前社会,而特殊本质之"和"与"忠"则会消失或转变。因此,新时代实现孝道本质理论创造性转化的突破点在于探求孝道一般本质在新环境下衍生出何种新的特殊本质。     

《论语》中的孝道观及其现代价值

对孝道的论述是《论语》的重要内容之一,概括来说孝即子女,晚辈敬仰与追念祖先,秉承先道,赡养、尊敬父母。行孝要赡养、尊敬父母;要态度谦和,不违礼;要继承文志或父道。在现代社会,孝道虽有古今和城乡差别,但仍具有其现代价值,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道德规范,我们应在全社会大力推行新时期的孝道教育。     

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后果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城市中机构养老的方式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由于这一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相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结果发现,城市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也有观望不定的,还有消极抵触的。而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也有矛盾的。但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孝道实践的社会学解读

对安徽、山东、河南、江苏北部部分农村地区500余位老人及部分外出务工子女的访谈调查发现,传统孝道在当前以一种较为复杂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孝道的日常表达遭遇了一定程度障碍;孝道的实施前提受到了质疑,孝道的实施条件也被进行了理性的衡量;原来浑然一体的传统孝道在养与敬、敬与顺、父母生前与死后等方面被拆分实现。而孝道的这些现状是受经济社会转型等外力的冲击,并不纯粹是个体有意识反抗或抵制的后果,显然需要一种社会学视角的解读。     

论我国孝道传统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构建

确立于儒家孝道思想下的以子女为义务主体的传统老年人照护模式,因日益严峻的人口情势而难以维系,亟待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基于此,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的、成熟有效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继承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孝道思想.在不动摇传统子女赡养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将子女和国家共同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义务主体、积极推进国家出资保障长期照护底线、设立强制性的专门的长期照护保险金制度等制度构建,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     

先秦儒家眼中的“孝”

先秦儒家对孝道作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体现在家庭伦理上则子女为父母养生送死;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则是仁民爱物;体现在政治伦理上则是移孝作忠,基本完成了对孝道的理论创造和思想架构,为后世儒家孝道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构筑了思想框架。     

建议设国学课 讲授奉孝

时下,子女对父母不尽孝道现象时有发生。很多作父母也的常因此埋怨子女。但很少有人反问一下,为什么子女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以为问题并不全在子女身上。不少家长自己也不明白孝的内涵。     

和谐社会视域下农村孝道文化探微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由于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冲击,孝道文化出现缺失和衰落,孝道文化在农村遭遇了诸多困境。本文试图阐明农村孝道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社会功用,对当前我国农村孝道文化衰落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当代农村孝道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及其当代意义。     

孝道与唐代人的衣食住行

孝道伦理广泛渗透到唐代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在衣食住行的方式上均有所体现。通过梳理及文献,发现子女需要尽心竭力地为父母长辈提供充足食物,并结合父母长辈的身体状况,合理搭配饮食;子女要将最好的衣服留给父母长辈,同时子女着装有礼仪要求;子女要尽可能地与父母长辈累世同居,并在居长期间有特殊要求;父母在时,子女尽量不远行,出行时要尊敬长辈,并为老者提供方便。可见,唐人的衣食住行方式总体遵循了尊长优先、便于行孝的原则。     

《论语》中孝道思想之探究

孝道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乃是一种重要的美德，素来为国人所重视。笔者通过《论语》探讨其中的孝道思想，并且透过此书探究儒教如何看待孝道思想。     

传统孝道的沦丧与重建

孝道在中国源远流长。近现代对孝道的批判使人们对孝道产生了许多误解。新时期孝道的重建首先必须回归到它的初始意义上来,即亲亲、尊老、爱幼等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面,对其内容也要作一些必要的修定,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法规保证其施行,这样孝道在新时期一定会起到新的作用。     

从华人文化脉络反思台湾高龄社会下的老人福祉

为了以具本土契合性的方式理解华人社会中新兴的高龄化议题,文章从亲子代间伦理的角度切入,在台湾社会文化与现行政策脉络下,以华人孝道概念为核心,整合西方既有研究概念及研究取向,进而建构一套适用于探究华人文化脉络下高龄福祉议题的前沿理论。孝道概念及文化在近期高龄化趋势下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社群与政策单位的重视,但可惜的是,无论华人或欧美研究者往往都将孝道内涵局限于"奉养年老父母的义务",或子女在物质、劳务与情感层面上提供父母代间支持之义务,而未能掌握华人文化中各种孝道行为在个人、家庭与社会等层次上的不同功能与意涵。有鉴于此,文章特别援用华人孝道双元模型,借助其在孝道概念化方式上兼具亲子代间关系运作特征、儒家伦理展现形式之优势,完整反映出孝道在华人社会中同时涵盖私德与公德领域的运作特征,及其在个人、家庭及社会层次上的多元功能,据以深入解读台湾老人福祉议题与相关现象、政策方向背后更细微的本土特色与伦理意涵。     

孝治的终结与法治的兴起——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切入

孝治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和圣贤政治的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从圣贤政治到民主政治、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两分、从"家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传统的孝治也逐渐被法治所取代。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既体现了法治的精义,又标志着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这是因为,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容易接受法律治理的领域是一些与个人身份无关的领域,家庭关系是法治最难攻克的堡垒。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并非"孝道入法",它把传统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性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个条款中,传统的需要尽孝的"父母"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替换成为没有任何伦理指向的"老年人"。传统的子女则被替换成"家庭成员"或"赡养人"。这样的替换从制度上抹去了传统的孝道,同时也在法律上终结了传统的孝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纳入到法律调整的领域,表明家庭这个最难被法治攻克的领域,已经成为法治的辖区。因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具有标本意义:它既是孝治终结的标本,亦是法治兴起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