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堂”的变迁

清康熙皇帝亲政后,对天主教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北堂建成。后因清朝政府与罗马教皇发生“礼仪之争”,北堂曾荒废一时。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归还”北堂。今日之北堂,是“庚子赔款”所建。本文通过北堂的变迁,阐述了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史。      

黄河中下游地区金代砖室墓探论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清理了大批金代仿木结构砖室墓，通过研究比较，它在五代、北宋仿木结构砖室墓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在整体布局上，“南廊北堂，东西厢房”颇具北方四合院的特色。在墓室装饰上，雕砖壁画艺术手法细腻，形象逼真，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多彩，生活气息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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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迂打破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意识，而悠游于故纸堆之间，尝试透过康熙本人之口，述说康熙内心世界的种种欢愉、悚惧、猜疑、懊悔、无奈，乃至于追忆、梦境，俾以深入揣摩康熙的人格特质、心智意念。     

康熙的多子与多忧

清圣祖康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政绩卓著、出类拔萃，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即“康熙盛世”。虽然他英名盖世、叱咤风云也未能超越多妻多子多烦恼的藩篱。太子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作为权力斗争的焦点，太子势力的膨胀必然危及康熙的帝位。所以，多妻多子并未带给康熙令人陶醉的天伦之乐，而不得不两立两废最后干脆不立太子。众多儿子的争权夺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夺取了康熙的生命。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     

《康熙政要》论倡廉反腐

《康熙政要》仿《贞观政要》而作,记录了康熙诸多言行事迹,反映了其治国思想与实践活动,并且突出体现了康熙在治国实践当中的倡廉反腐的言行、举措、事迹。其中的精华部分值得当今借鉴。     

康熙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康熙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大一统"、"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尚德不尚威"三大部分所组成。其中"大一统"是康熙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是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针,"尚德不尚威"是康熙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思想、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祖母孝庄太后影响有关。康熙的民族关系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部分教员参加康熙评价问题的讨论

刘大年同志《论康熙》一文发表后,康熙评价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北京史学会最近以来组织了两次评价康熙的讨论会,我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部分教员参加了讨论,商鸿逵、袁良义两同志并在讨论会上宣读了评价康熙的论文。在讨论中大家都认为康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于发展清初社会经济,巩固国内的统一和制止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等方面,但是对于若干问题的看法上,如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康熙的个人作用和有无消极面等等,意见分歧还很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康熙政治史学观评议——以《明史》纂修为视角

康熙朝《明史》开修于康熙十八年,历时二十五年,康熙四十三年戛然而止,未能成书。康熙是一位极其强势的帝王,其御编的几十种图书大部分开修、成书于此时之后,皇子争储影响《明史》成书等成说难通;《明史》甫开局康熙即紧盯纂修进程,经常发出编修谕旨,《明史》未能成书的主要原由须在康熙思想中找寻。     

清康熙年间黑龙江地区达斡尔人编旗驻防考实

清代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人在康熙、雍正年间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编旗驻防活动,极大地补充了黑龙江地区的兵员,在黑龙江八旗驻防体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人在清政府的安排下,先后6次编旗设佐。这一过程中的族属、驻防地、佐领数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方苞“进士”身份考辨──兼析清代“进士”一名的不同含义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清安徽桐城人。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散文大家，为“桐城派”的开山祖师。关于方苞的科名出身，清代的有关文献多谓其为康熙年间“进士”。如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二五雷《方望溪先生苞行状》云；己卯（康熙三十八年）举乡试第一，丙戌（康熙四十五年）成进士，榜未发，闻太夫人病疾，遽驰归。清苏停元《方苞年谱》（《方苞集》附）云：（康熙）四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届殿试，朝论翁然，推为第一人，而先生闻母疾，进归。李文贞公（光地）驰便留之不得。…     

也论康熙科技政策的失误--读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

席泽宗先生<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一文中的部分结论和论证,诸如立论前提、康熙学习科学的目的和动机、用人和培养人才及<律历渊源>的编撰等问题值得商榷.导致康熙科技政策失误的原因很多,但不能让康熙对近代中国科学落伍承担过多的责任.     

查慎行青年里居时期生平辨误三则

陈敬璋《查慎行年谱》认为：查慎行康熙二十一年壬戊师从黄宗羲，查父不许其学习举业，而他南下从军是因为家境贫困。考察相关史料和诗文可知，《查慎行年谱》的观点是错误的：查慎行师从黄宗羲当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十九岁以后父亲就允许他同其弟师从叶伯寅学习举业，并逐步走上科举的道路；查慎行从军也并非被迫之举，而是他不甘心终老田园、寻求功名的主动选择。     

学霸康熙

发明微积分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不折不扣的康熙粉丝.在他眼里，康熙就像一个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全国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君主竟可以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地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般地相处，熟悉精密仪器，共同钻研书籍。”可为何一个皇帝要如此投入地学习西方科学？这恐怕要从一部历法的存废之争说起。     

蒲松龄与王鹿瞻交游补考

王鹿瞻名牲，字振生，号鹿瞻，又号鹿詹、麓瞻、鹿友、栗里。他居处于今属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的栗冢庄，年龄大约与蒲松龄相差不多，或比蒲松龄略长。他诗学老杜，善写篆字，曾在淄川同乡丘璐的官署中做幕宾七年。其父被妻子逐出家门，客死旅邸，王鹿瞻因羞惭与友朋断交多年，卒于康熙三十九年或康熙四十年。他因为在表亲张笃庆家中执教而与蒲松龄等结为“郢中社”，后来因听任妻子逐父出门，在父死于途的问题上行止有亏而与蒲松龄中断了往来。     

读“妾无副服”札记

《北堂书钞》卷三十八载诸葛亮《与李严书》,其文曰: 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 《北堂书钞》为初唐名臣虞世南所辑之类书.从诸葛亮过世到唐初已近四百年,诸葛亮的著述多有散佚,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诸葛亮著作,有的已注明其已亡佚,此后更日渐消亡,至清代张澍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时,当年陈寿整理《诸葛氏集》时记录为104112字的篇幅,可信者也仅余1万来字.     

《红楼梦》隐秘曹家历史考——元春判词考释（上）

《红楼梦》是一部隐秘曹家历史的小说。“元妃”即是隐喻“康熙”。康熙驾崩形成的政治环境变化，导致曹家遭受革职籍家的毁灭性打击，是“虎兔相逢大梦归”的隐秘涵义。这一导致整个家族彻底败落的塌天之祸，结束了历经曹玺、曹寅、曹颙和曹覜三代“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繁华之“梦”，是“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寓义之所在。     

一生多半在车船--李笠翁“苦游”四海

李笠翁一生不断搬家和出游，自谓“一生多半在车船”，当是实录。单说长游，就有五次：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四年间游粤；紧接着是康熙五至七年游京师连着游晋秦；回金陵住了一年多后，于康熙九年游闽；又隔一年，游楚；最后是康熙十二至十三年第二次游京师。此外，笠翁还在68岁高龄时，于贫病交加之中作了一次湖州之游。在别人，外出大都是“乐”游；而在笠翁，则是“苦”游。在别人，是衣食无忧，到外面长见识，增阅历，或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在笠翁，则是去“就食”，即像牧民“逐水草而居”找饭吃。别人是“吃饱了饭”去游玩“消食”；而笠翁却是“饿着肚子”出游“找食”，自谓“为饥驱而走四方”。当然，“苦”中有乐，“饥驱四方，遍历名胜”；同时也有收获———除“化缘”得“食”之外，还收获了诗文，也收获了友谊。但是，笠翁出游，“苦”是主打，“乐”是陪衬；“苦”是正业，“乐”是副产品。     

破旧寒窑见证“天下廉吏第一”

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不算少，但最著名的．当数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     

简评刘心武的“秦学”

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著名作家刘心武演讲其创立的“秦学”（“秦可卿学”），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红学热”。有人问我对“秦学”的看法，我觉得就本质而言。刘心武不是在“讲红学”．只是在“讲故事”。但他的“秦学”也有可取之处，即认为《红楼梦》中荣国府“荣禧堂”的原型，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时为江宁织造署中孙氏（康熙幼时的保姆）内堂题“萱瑞堂”匾额之事。而“座上珠玑昭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