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山深处的“桃花源”

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在他所写的《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描绘了武陵地区一个“不知有晋,无论魏汉”,“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便有众多“渔人”来武陵寻找那梦一样的桃花源——那篇文章中描写的安宁、平静、淡然,且人人丰衣足食的地方,     

“桃花源与武陵蛮”文化解读之三——淘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生活及思想基础

任何成功的文艺作品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一味胡编乱造、虚构的作品，不可能有其长久的生命力。《桃花源记》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无限魅力，究其源，皆因其植根于现实生活——《桃花源记》绝非虚构。后人把陶诗归为三大类：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这些诗全系诗人有感而发的作品。《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桃花源诗并记》应归为田园诗。不同的是，其余田园诗皆是陶渊明亲历田园生活感怀之作，而《桃花源诗》则是记叙武陵渔所见所闻的田园诗。     

“桃花源与武陵蛮”文化解读之五：《边城》与《桃花源记》——五论桃花源与武陵蛮

我们在前四论曾将桃花源文化分解为生态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来论述。现在我们就按此思路分析看看《边城》是如何体现桃花源文化的。     

雪峰山深处的“桃花源”

<正>东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在他所写的《桃花源记》中向我们描绘了武陵地区一个"不知有晋,无论魏汉","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便有众多"渔人"来武陵寻找那梦一样的桃花源——那篇文章中描写的安宁、平静、淡然,且人人丰衣足食的地方,是中国     

从文化沉积破解巴文化和桃花源文化

湖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正明论述“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又宽又长的文化沉积带。”“许多古代文化的痕迹在东边的大平原和西边的大盆地上都已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可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还保存着。”“在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直到南岭这些深山老林里，土著人比较多，土著才能把古代的文化现象长久地保存下来。”我国这块内陆文化沉积带确实是一块十分神奇的文化圣地。     

武陵犹胜桃花源玉汝于成中国梦

“止戈为武”;“高平为陵”。《左传》和《诗经》里的这两甸短语,成为“武陵”。史上鼎鼎大名的“武陵郡”。自西汉沿用至唐朝。历时960年;“武陵县”,自隋朝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历时1324年。元朝施行省制,曾经的“武陵”分别划归数省管辖,终被鄂湘川（渝）黔取代。一个完整的自然区域“碎片化”了。     

“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丰碑：都江堰和桃花源文化

(一)提起“都江堰”,成都人民无不像听到母亲芳名般感到无限温暖、亲切和自豪。两千多年以来,是都江堰使他们生活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稳产高产的“天府之国”广阔的沃野上,都江堰恩泽着他们的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两千多年来,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对都江堰进行赞美、评述,吸取养分;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人从“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赞美、评述都江堰。现在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化应该是弥补这一空白的时候了!成都平原并非天然生就的“天府之国”。据地质考证,200多万年前,川西是地势低洼的湖泊,称为都湖。湖西面…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现代生产方式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现代社会在物质生产层面结构性地忽视乡村社会,在精神消费层面却又有机地依赖乡村社会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化的社会基础;被现代社会二元结构疏离起来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实践,为改变深刻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提供了制度融合的新的契机.     

“武陵民族区”命名的价值取向及其意义——《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文化研究的反思

武陵民族区概念的学术命名,是李绍明先生五十年西南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统一",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果之一.重提《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解读"巴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化"学理认识涉及到的历史方法学术关联.参考"武陵民族区"概念学术命名的价值取向,从武陵地域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问题研究切入,可能寻找到创新问题原点;而"武陵民族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学术命名的,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打开新世纪巴文化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可能更有启发性.     

清代“滇夷图”溯源——国家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夷人图”关系考释

古代图像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历史学、民族学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滇夷图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民族图册,近年不断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这两种图册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中百蛮图》有密切关系。本文考释了三种“夷人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背景,发现它们均源自清初编绘的《百蛮图稿》,该图稿是清代最早的“夷人图”,对认识云南众多“夷人图”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订正了《滇苗图说》《滇中百蛮图》图册装裱过程中图说错贴问题,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古代民族图像信息。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盲流”,时代的青春痘

“盲流”,顾名思义就是盲目流动的人,这个被不公平地赋予了一些贬义色彩的词条一般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我们将这个词条移用到本期“文化”专题中,主要是就这种文化现象的非正统地位及其盲目流布、肆意泛滥的状态而言的。在崇尚文化的今天,形形色色的文化“盲流”占据了我们的视野和生活,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就像是“青春痘”,让你痛痒难当,却又无可奈何。"想想以前,我们的文化多么正统、庄严。"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化,五六十年代的继续革命文化,七十年代的“样板”文化,八十年代的伤痕与反思文化——它们镌…     

“男”“女”汉字失衡现象的文化意蕴分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载体之一,汉字蕴含并传达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了解时代文化的"活化石"。本文通过汉字中"男"女"的失衡现象梳理,分析汉字所体现的文化意蕴。     

少数民族文化时‘中国梦”

“两会”刚刚闭幕,少数民族代表、委员的身影永远是媒体们竞相追逐、网友们热评不断的对象。     

彝族“尔”(龙)文化内涵探析——从语言文化视角解读《支格阿尔》

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彝族以龙、虎为图腾。在中国的英雄史诗中,史诗与"龙"和龙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支格阿尔姓氏中龙"尔"[lu]的缘起;汉藏语系语言中龙"尔"[lu]的源流;龙"尔"[lu]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力量;龙"尔"[lu]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内容,以解读《支格阿尔》等英雄史诗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主线,对英雄史诗中龙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龙的精神就是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精神,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勇敢、无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     

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

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凉山美姑县义诺彝族的吉觉仪式进行了研究。吉觉仪式,作为毕摩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彝族驱遣类仪式中以遣返祸害、扭转劣势和转返他人咒术攻击为特征的季节性仪式。不仅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也折射出了鲜明的象征思维、对超自然界的刚硬态度和控驭意识,以及人力胜天、和谐平衡的思想特质。     

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举行 区域·社会与文化

2013年6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举行。     

一篇很有价值的考订 评介《〈桃花源记〉并非虚构》

拜读彭伊立、覃武陵同志的论文《<桃花源记>并非虚构》,令我耳目一新。这是一篇难得的很有价值的考订,其主要价值有三: 第一,作者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考证《桃花源记》所写的是现实,并非虚构,推翻了我国文学界、史学界、教育界长期认为《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为寄托自己的思想而虚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论断。为此,作者从文章所写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几个方面予以证实。 《桃花源记》记载的是“晋太元中”即公元376年至396年间的事。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所写的是和他同时代的事情,其时间是真实的。 《…     

撒拉族社会组织“工”的词源考释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在撒拉族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撒拉族地区有"撒拉八工外五工"的说法。关于"工"的来源与解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根据民族学、历史学材料,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对撒拉族"工"的名称来源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工"来源于汉语,原意为"工区",后发展为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区划的观点。"工"是清王朝加强对撒拉族地区统治的产物。正确分析"工"的词源,无论是对了解撒拉族社会文化,还是理解清朝王朝如何具体将"边疆"地区真正纳入其直接而有效的统治范围当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说文解字》重文“窻”考

今本《说文解字》以囱、窻为重文,其中窻篆备受争议:认为它是后人所增,应当删去;又认为这是许慎原书所有。文章指出原本《说文解字》无窻篆,且今本《说文解字》对囱篆的释义有所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