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价值评判：当下神性诗写的一个向度

神性诗写以极端强硬的立场,抵抗当下写作的垃圾化、娱乐化,成为反对后现代主义与兽性写作的“中流砥柱”;倡导“向上、尖锐、有益”的精神指标,坚守道德与价值评判,形成“高诗歌”与“低诗歌”两厢对决的另一极写作标高。不过,神性写作自身也存在一些软肋：过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凌驾一切的企图走向偏激,尤其是神性诗写如何挺进盲区,进入日常生活与庸常事物,取得普遍意意义上的艺术成效？是其由观念到作品间的一个瓶颈。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已知和未知的"第六代"

第六代的写作是一种社会存在决定的经验写作。无主的精神游历及其“文化异己”身份决定了“地下”写作的方式,而现实决定了其纪实性书写的哲学立场和语言方式。经历了西方的发现和跨国认同后,电影的大众性与华语电影的文化本土性,最终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艺术观念上向体制回归,而体制也对此展现了空前的宽容和承受度。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种"地质"

当代诗歌发展至新世纪初,一批主要是1960年代出生(也包括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的诗人以其独特的写作渐渐为人所瞩目。当代诗坛也出现了相关的命名问题。从这一类诗人与“第三代”、“70后”诗人迥异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取向、文本价值等方面思考问题,可以探悉到他们的写作具有不能以历史时间的“代”可以划分的“非代性”,以及无法成为流派、“集体”的成就突出的个人化风格。在此基础上,“中生代”的命名更有其合理性。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地质学名词,表明命名者看重的不是诗人在历史时间中占据什么位置, 而是强调他们的写作状态作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精神和品质。     

论“中间代”长诗写作的创造空间

在“中间代”诗人的创作中,长诗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中间代”诗人个性写作的魅力,而且可以发现当代长诗写作开阔的创造空间。这是”中间代”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艺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中间代”长诗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间代”诗人的长诗创作是突破艺术成规和彰显诗人创造个性的诗歌写作,是对当代长诗写作的整体性提升。     

"题型转换":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尝试"及意义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草堂诗的"诗史"特征

上元二年写作于草堂时期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提出了“亲风雅”、“当时体”等观点,“亲风雅”、“当时体”等主张对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思想的多样化和艺术形式的升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杜甫的草堂诗体现出了“诗史”的特征。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关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阈,其“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早期“白话”新诗写作构想的“言文合一”,绝不仅是言语方式的改变,而是对“文化母语”言说体系的叛离;由此生成的“作诗如作文”写作“方案”,作为胡适“革命”话语的逻辑起点,其美学旨趣也首先不在诗歌艺术形式本身,而在文化心态的整体转型。另一方面,就“白话”所确立的汉语诗歌新的话语方式而言,它的“能指”空间极为丰富,艺术内部诸多价值形态也是其构成的重要内容。这两方面均为后来各历史时期的汉语诗歌走向提供了艺术经验。本文探讨的是前者。     

中国诗歌"无我之境"奠基者--陶渊明

意境是中国诗歌最为独特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观照方式。王国维将中国诗歌意境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陶渊明奠基中国诗歌“无我之境”的艺术境界 ,这也是陶渊明对中国诗歌艺术的一大贡献。陶渊明之所以成为“无我之境”的奠基者 ,有其深刻的美学及文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