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

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我们对媒体与城市居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居民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社会信任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报纸媒体、电视媒体的总体性使用以及居民的媒介新闻性使用对他们社会信任的影响则不显著。我们还立足于中国传媒语境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     

我国深度转型中的社会信任困境及其出路

人们对社会信任困境的讨论多半从传统道德弱化或制度信任缺失入手。这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局限于此,却忽视信任困境发生的社会转型背景,那么就难以对信任困境有正确认知。就当前而言,无论是怀疑或不信任情绪,还是信任的功利化与污名化现象,抑或是信任修复困境,都与深度转型中不确定性的市场交往环境、"资本逻辑"诱导,以及道义型信任模式与制度型信任模式的脱节相关。因而,破解社会信任困境也需立足于深度转型实践,提高失信成本,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夯实信任的道德基础与制度基础,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信任模式。     

信任：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提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信任关系系统对于信任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但是该理论带有强烈的工具性理性的色彩,并对某些基本概念界定的不完善,本文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结合分析现今中国存在的信任问题,增加了对中国人性观和转型期社会环境的讨论,并寻求重树信任旗帜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社会稳定与和谐紧密相关。本文利用1990年至2010年间12个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资料,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动态变迁。研究分析表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是一个具有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国家,并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国公民的年龄与教育水平是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     

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试论组织信任的社会基础

信任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企业组织活动中,信任不仅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重要的生产力。本文从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出发,系统分析了组织信任的功能及其社会心理特征,力图从中揭示组织信任产生的社会条件,并阐述了低信任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最后,文章就如何建立高信任的社会组织环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为自组织研究变量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为组织研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途径.探讨了自组织内部信任发生和作用的机制,并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区分和讨论了影响信任的内部变量和情境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如何影响自组织内部的信任,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

结合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因素构建了三重驱动的人际信任机制的模型:有限理性与经济利益驱动下的信任,社会认同驱动下的信任以及自我实现驱动下的信任。通过分析三种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个人总在追寻经济利益、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三种目标的共同满足,如果人际信任能够带来合作双方潜在经济利益的提高,或者能够增强社会团体对个人的认同并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信任的格局就越容易形成和维持。     

差序政府信任： 文化心理与制度绩效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

文化心理和制度绩效被认为是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怎样的机制导致了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低？实证结果显示,威权主义价值观、经济绩效和政府回应性对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对信任差值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是信任差序的重要来源。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中央信任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地方信任的影响中,政府回应性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信任差值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     

信任：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西方经济社会学家,或者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或者直接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切入,把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通过研究信任与经济秩序、经济交易及其成本、经济效率和效益、经济繁荣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阐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西方经济社会学家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经济社会学在当代的研究和发展开阔了新视野,展示了新空间,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经济法理念在信托业监管中的引入

发展与规范、信托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监管目标之间等矛盾困扰着信托业监管,制约了我国信托业金融功能的发挥.种种困惑源于经济法理念在具体制度中的缺失,因此应当引入现代经济法理念从监管定位、模式和目标选择三个维度上完善信托业监管制度:以明确信托业监管的国家调节职能为基础,确立调节型监管的定位;以信托业务混业特征为前提,建立功能型监管体制;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确立维权型监管的目标.     

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

在回顾我国金融信托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将我国信托业以时间为线索,以各时间段信托业发展的特征为内容,将我国金融信托业发展分为恢复发展、夹缝中求生存和创新发展3个阶段。     

论信托的合并与分立--基于比较的视角

信托的合并与分立属于信托变更范畴,具有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和实现规模经济等效用,在域外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由于信托的合并与分立关系到受益人、信托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比较法上多比照公司合并与分立时的规定,规定相应的通知公告、异议程序。中国《信托法》第5章不仅未规定信托变更的一般条款,也未在此基础上对信托合并、分立予以规范,未来应予完善,以适应信托效率化的需求。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与信任机制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正在成为经济社会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因为机会主义倾向而导致的道德风险,其后果不仅是日益增长的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它对诚信建设和信任系统的破坏。这在事实上导致了医患之间严重的信任缺失和关系恶化。为化解道德风险的发生,有必要在强化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重建人们对制度和专家系统的信任。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企业合并控制是反垄断法关注的重要课题。控制企业合并与发展规模经济并不矛盾。规制经济垄断、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国民经济安全需要反垄断法。合并控制立法应注重整体利益优先、产业政策导向和本土化。合并控制的实质性标准是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 ,而提高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预防破产、改善竞争条件和整体利益可为禁止合并的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