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CSSCI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与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论安倍的“美丽国家”政策思想

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在2007年7月29日举行的第21次参议院选举中遭受了空前的惨败。本文认为,若透过事物的表面做深入思考,安倍的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应是其根本原因所在。作为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原因,创造“美丽国家”的政策思想在本质上并不亲近国民,明显具有推动日本“大国化”的“新国家主义”性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安倍政权的政策重点才“偏离了国民的视线”,不仅直接令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失掉了选举,而且长远来看,其影响还可能再度显现。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的提出、动因及挑战

2018年9月,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在此后的施政演说中表明决心开展和调整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这是其从"远交近攻"到"重视近邻"的外交转向。当前,中日关系已重回轨道,日韩也早已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因此"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点内容是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和日朝关系。安倍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新趋向展现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意在摆脱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困境,摆脱战后体制,增加外交回旋余地。但安倍要想达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目标绝非易事,不仅面临国内外压力,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难以解决,缺乏具体可实施的具体路径,要想真正彻底清算战后外交,关键在于其能否从世界大格局的高度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安倍政权的传播政策管窥

传播政策在安倍晋三的政治经营中,兼有战术与战略的双重色彩,地位重要,受重视的程度也前所未有。安倍的传播政策阶段性特征明显。在成为自民党总裁前,安倍重在塑造“新生代政治家改革旧自民党”的形象,由此成功掌权。成为总裁及首相后,其传播重点移至更大目标,即在国际上塑造“美丽的国家——日本”。研究安倍的传播政策,需要分析组阁中安倍晋三任命的一个关键人物——传播事务首相辅佐官世耕弘成。世耕作为安倍集团的核心人物,今后将负责打造一种新型传播体制,对内推进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形象,为实现安倍政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     

面孔

正安倍新一年讨要北方四岛,俄曰免谈!新年第一天,安倍就两度提及"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一次是在新年致辞中,他信心满满地承诺,将在今年加速与俄罗斯谈判"缔约"。安倍认为,对日本而言,现在正是解决战后外交问题的最佳"窗口期"。安倍之所以认为当下是解决四岛问题的最佳时期,一是俄罗斯遭遇美欧持续多年的制裁,内忧外患,在外交上需要     

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布局——兼谈日本在大阪峰会上的得与失

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安倍政府对外经贸战略的最高目标。为此,一方面,安倍政府实施了以TPP/CPTPP为龙头,以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与RCEP、中日韩FTA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为抓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使日本"成为在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创造规则的国家";另一方面,安倍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外交的"规则设定与建章立制"功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充分利用主场外交的优势,通过巧妙设立峰会议题,创立制定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大阪轨道"、以"协调人"的角色力推WTO改革,使日本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战略取得了重要进展。日本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武析安倍政权的虱家战略——以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其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论安倍内阁的历史修正主义

历史认识不但是日本重构战后外交的起点,更是奠定战后国家定位的支柱之一。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基本承认"殖民统治"和"侵略",并有所反省和道歉的基础之上。而历史修正主义意图借重塑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来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并重构国家定位。具体到安倍内阁,其目标是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安倍执政以来的事实证明,其所谓重塑民族自信的历史认识不但破坏了日本与国际社会和解的重要根基,更导致日本将长期无法坦然走向未来。在国家定位上,安倍四处宣扬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但实质是借和平之名行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之实和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抓手,其结果不仅与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更将使得东亚地区陷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区域和解的前景也将晦暗不明。     

论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

二战后,日本的安保法制改革一方面不断背离“和平宪法”的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美安全条约》的法律效力。冷战时期、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安全条约》适用效力,为安倍推行安保法制改革提供了基础。自民党的执政经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以及中日战略互疑的加深,构成了安倍内阁的安保法制改革的内外成因。为强化自卫队活动范围和力度,加大干预国际安全事务,实现日本国家“正常化”及军事大国化的根本目标,安倍启动修宪进程,通过变更宪法解释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放出“安保三箭”,制定并修改一揽子安保相关法律。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即将在具体法律层面得到全方位实现,从修宪层面来看,在中长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是对《日本国宪法》“和平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严重背离,不但会对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形成根本性的负面影响,还会直接影响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