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中黄老学说在西汉文景时期的实践

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在文景时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当时黄老思想流行，且统治者实施黄老政策的文本依据很可能就是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一批黄老学著作。本文以《管子》为个案，依次从曹参治理齐地与《管子》黄老，《黄帝四经》与《管子》黄老，曹参、陈平为政实践与《管子》黄老等三个方面，论述汉初文景时期对《管子》中黄老思想的实践问题。     

"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战争的关系

“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战争有很大关系。在思想方面 ,有 16条范蠡的思想为黄老哲学所吸收 ;在历史事件中 ,有 9条史实与黄老思想形成有关。可以断言 ,《黄帝四经》的成书与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相争这一历史事件 ,特别是与范蠡的谋略是分不开的。《黄帝四经》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中国智慧集中的表现。     

《黄帝四经》的宇宙图式与社会秩序——兼论《黄帝四经》对董仲舒的影响

曾经风靡于战国并在西汉前期达到极盛的“黄老思想”,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曾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之后,人们才慢慢地认识到:历史上所谓的“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帛书《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的思想,而这四篇古佚书便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早已失传的道家重要典籍——《黄帝四经》。《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使汉初的“黄老思想”之谜大白于天下,而且也迫使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渊源与形成进行重新考察。本文便试图在对《黄帝四经》的     

《<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序

余明光同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一书近日杀青,蒙示全稿,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使我甚感欣幸。《黄帝四经》指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帛书中的四篇佚书,原来是和《老子》乙本合抄在同卷上的。帛书发现于1973年末。1974年,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首先整理出来的就是《老子》甲乙本及同抄的佚书。这些帛书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当年即出版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线装本,这四篇佚书遂为世所知。1976年,四篇佚书的释文、注释单行出版,书题是《经法》。1980年,又印行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精装本。我自己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1976年初才到整理小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过这部分帛书的整理和讨论。     

《论六家要旨》所述“道论”源于“黄学”——读汉墓帛书《黄帝四经》

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思想,我曾以帛书《黄帝四经》的内容与汉代史事相印证,分析证明了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黄学”思想,而非“老学”思想。而汉代史书《史记》和《汉书》,都将“黄”、“老”并称,相提并论。可是检阅先秦文献史籍,“黄帝”与“老子”皆分称,未有黄、老并称之例。《史记》首创“黄老”一词,遂将两者混而为一,并称“黄老”。后世学者,多承其说,少有异辞,以“老”代“黄”,不加分辨,道家思想之分流遂乱而莫辨。今取《史记·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关于对道家思想的论述,与帛书《黄帝四经》(下均简称《四经》)的内容作一比较,分析其“道论”的理论渊源,以辨“黄”与“老”之别,以明以“老”代“黄”之谬。     

《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

"名"思想是解读黄老道家政治哲学一条重要线索,《黄帝四经》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黄帝四经》称统治者为"执道者","执道者"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审名察形,确定对象究竟处于"正名"还是"倚名"。"执道者"在审察事情名形时要保持"无名"、"无形"的姿态,目的是为了保障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     

《黄帝四经》与汉代道家思想

《黄帝四经》与汉代道家思想张运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四经》，在黄老之学大为盛行的汉代初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成为当时的核心理论。本文着重探讨《黄帝四经》的理论与汉代道家思想的建构及对汉代政治影响的关系。一《四经》关于道的论述是老子本体意义道范畴的深化...     

讲好皇帝故事，读懂“创意中国”（下）——黄帝故事六讲

<正>《黄帝四经》是一部体现“治国之本”的大书到了春秋末年，老子好像突然悟道了一样，留下了传世经典《道德经》，之后就一路西行，再之后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一直纳闷一件事，老子是怎么悟道的？在春秋时期真正盛行的不是道家思想，而是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属于道家思想的分支，最重要的是，其中的黄老代表的就是黄帝与老子，而黄帝生于上古时期，老子属于春秋末期，显然黄帝要比老子的来源更早，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家思想其实是源自黄帝的思想，或者是说老子继承的是黄帝的思想。老子的著作是《道德经》，那么黄帝的思想体现在哪里呢？     

帛书《黄帝四经》思想学派特征

帛书《黄帝四经》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四篇佚书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基本上属于黄老学派的观点,而四篇佚书所具有的思想特点如采各家之长、人主依"道"为治的主旨、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有与黄老相同的一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且这种特点对后期各种思想或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鶡冠子>与帛书<黄帝四经>语法、文体比较研究

从文献学的角度 ,对《冠子》与帛书《黄帝四经》,在语法与文体方面进行比较后认为 :它们不但都喜欢用对立统一的概念 ,而且都是间或用韵的说理散文。这说明《冠子》是一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老道家代表作     

《黄帝四经》所见"名"的分类

以往对《黄帝四经》思想构造的研究,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而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其实“名”在《黄帝四经》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不对“名”作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分析,就很难把握《黄帝四经》的主要思想。将不同语境中的“名”分为五类。《黄帝四经》中,“道”虽然是最高范畴,但并不是论述的焦点。君主该如何把握“名”、“法”才是作者注目之重点。“名”的性质和“法”相近,都与规范、准则相关。     

汉代黄老之学的核心──《黄帝四经》

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黄帝四经》，在黄老之学大为盛行的汉代初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成为当时的核心理论。《黄帝四经》以老子的道论为基础，顺着老子的思维路径，对老子的道论作了系统的发挥和论述，从而使老予的道范畴得以进一步深化，同时多少克服了老子道论的某些不足，也给以后道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黄帝四经》将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互相结合，强调刑德的重要意义，受到汉初当政者的高度重视，开启了后来儒、道并用的局面。     

《黄帝四经》的价值观及其意义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代黄老道家的重要历史文献.这四篇古佚书在继承老子道家思想并融合其他诸子百家思想的基础上,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需要,形成了既具有传统道家思想特征,又独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重士贱财、守雌贱身和不争亦争三个方面.这一价值观体系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黄帝四经》─—黄老道学的奠基之作

《黄帝四经》是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的道家作品,其哲学思想集中于道论：道兼具本原和主宰双重内涵,与所生之物在形、质方面根本不同;它宰制自然和人类,是统治者经营天下的基本原则。《黄帝四经》的理论源头是老子学说,其对道家思想的发展表现在道论、天地自然和道治天下等方面,也表现在对法家、阴阳家等的批判吸取,它在道治的前提下引入法治,以阴阳学说解答自然和人事,解释刑德生杀。《黄帝四经》以道为本,融合法家、阴阳家等的理论构思,奠定了黄老学的哲学框架。其后,稷下道家,《冠子》等无不是沿着这一思路向前发展。     

从自然到虚静——谈先秦道家中心价值的转移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以"自然"为中心价值,后来列子、杨朱、庄子等人都继承了自然主义中心价值.在黄老道家现存的典籍--<黄帝四经>与<管子>四篇中无一处论及自然.黄老道家抛弃了老子的自然主义中心价值,而以"虚静"作为其哲学的中心价值.黄老道家对"虚静"思想作了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修养论的论证.这种论证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却是道家哲学向经世致用道路上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对老子自然主义中心价值的不同取舍,后老子时代,先秦道家是一分为二的.     

《黄帝四经》中“天”的五大维度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经典著作,它用理性的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辩证地整合,担负起“道术将为天下合”的历史重任。《黄帝四经》提倡“隆礼重法”,强调“法主礼辅”,并构筑厚重的“天道”理论基础。《黄帝四经》的“天道”是对前此“天道”的扬弃,主要从“自然之天”“宗教神格之天”“哲学之天”“社会伦理之天”“法制之天”五个角度对“天道”进行演绎,层层推进,深刻地阐释其“案法而治”的主旨。《黄帝四经》的“天道”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充满自然法的内蕴,同时为人为法之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于当下转型之际的“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新语》无为思想的儒学渊源

《新语》中的无为思想主要源自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 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新语》的理想治国模式与儒家大同思想相似,而异于黄老道家的治理模式。     

先秦道家“因”范畴初探

"因"这一范畴在老子以后的先秦道家理论中,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在现实中落实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国语》、《黄帝四经》中多提及"因天"思想,即顺应天道,《管子》中创造性的提出"静因之道"命题,完善了道家的方法论,为此,通过对以上思想的分析探讨了"因"这一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