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与认同——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自发表后经历了一评再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五十年代的林震都集知识分子、青年、干部/革命者三种身份于一体。多重身份对应着多重焦虑。身份之间的压抑、转换、矛盾、冲突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和困境。只有通过成长才能最终实现身份的突围、认同。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官僚主义”的再思考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与官僚主义的表层特征有诸多不合,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而是一个深谙权谋的权术玩得纯熟的干练官僚。刘世吾用权术手段收服了韩常新,在与林震的交往中也使用了恩威并施的权谋手段,并利用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威胁林震。工作中,刘世吾的能力异化为一种捕捉上司意图的能力,这成为其工作的中心内容与动力。刘世吾性格形成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场权谋文化的浸染。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因其编辑加工而成为中国当代编辑出版史上的著名事件。其编辑加工自觉强化小说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凝聚了《人民文学》执行主编秦兆阳自觉的编辑追求。毛泽东提议"公开批评"后,中国作家协会坚持编辑理性,以座谈会形式研讨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倡编辑"无名英雄",在中国当代编辑观念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杂质与灰色:生活的本相——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再解读

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推崇的创作观念与方法,但其批判现实的精神又常常被严重弱化甚至彻底抽空。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较早触及新社会体制下的诸多矛盾与人的精神状态。小说中刘世吾形象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官僚主义者的定性,从一个世界的改造者变成现实的认同者,既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又是社会文化体制的惯性所致;而林震初涉人世所遭受的挫折,也使人有理由担心其最终是否会变成另一个刘世吾。这是人性的悲剧,灰色与杂质正是生活的本相。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隐含文本论析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 ,批评家的阐释已成定论 ,但当代读者的阅读经验却与之悖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作品具有两重结构、双重视角———显在的和潜在的。显在结构呈现的是青年人林震同区委组织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干部思想老化现象的斗争 ,潜在结构隐含的是刘世吾对自己的革命热情衰退的不满。显在结构和隐含结构的互补互动构成了作品的隐含文本 :林震实为过去时态的“少共”王蒙的象征 ,刘世吾则是现在时态中作家心灵冲突的投影 ,通过对自身成长链条上的两个环节的描述 ,流露出作家在现实中无法使两个自我调适合度的困惑和隐忧     

文学应肩负起“干预生活”的使命——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一二十三年前的一九五六年,青年作家王蒙同志发表了一篇震动文坛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新选拔到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林震,是个刚从学校毕业两年的年轻的党员。对于新生活的开始,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美好的僮憬。然而,不久他便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官僚主义庸俗习气充斥于他生活的周围。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是个“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是‘那么回事”的人。他对事物有着“独到的见解,     

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

《静安文集》是王国维的第一部文集,内容以哲学、教育学等研究为主,编订于1905年。王国维去世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没有将其收录,遂致议论蜂起。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提出王国维寄寓日本期间曾有摧烧《静安文集》之说是可信的。罗振玉从求"醇"的角度不予收录,也当是出于对王国维的一种尊重。《静安文集》乃是王国维探索西方哲学的产物,希望由此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但反响寂寥。在《静安文集》编订之时,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即多有质疑之意,后经数年持续研究,终于弃哲学而专攻文学,稍后更转治国学。《静安文集》的被摧烧是王国维向国学挺进的一个重要信号、一种精神象征。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发射出的光辉依然灿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判延安当时存在的种种糊涂观念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人性”论,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审视近年来在理论和创作上的混乱,证明毛泽东的《讲话》虽遭非议、责难、诋毁、否定,却是经得起多次‘敲打”的真理。它发射出来的光辉依然灿烂,而且越加灿烂。     

试论郭沫若、老舍、田汉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

本文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对郭沫若、老舍、田汉三作家五十年代的历史剧创作进行比较,指出,由于生活经历、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等等不同,三作家在坚持历史剧创作的"两个真实"原则、人物形象塑造和作品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他们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不同的范例.     

《礼记·缁衣》文本的一桩历史公案——早期儒家思想变迁的一个例证

今本《礼记·缁衣》第二十章的“正”字,其早期文本有作“匹”字者,汉儒和清儒于此多有研究,郑玄还明谓这个“正”字为“匹”之误字.今得简本《缁衣》对读,证明确乎如此.但是,从文字发展源流上看,战国秦汉时期的“匹”字与“正”因形近而致误或音近而通的可能性都很小.《缁衣》此章文本的变化应当是编定《缁衣》篇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儒者更动了早期文本的结果.这一更动,反映了儒家思想发展与调整的一个侧面.     

对《故事新编》研究历史及发展的再认识

:《故事新编》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中始终滞后 ,因此 ,对其研究历史及发展的梳理十分必要。本文分析了这一过程 ,充分肯定了 90年代着眼于《故事新编》的独创性而形成的前景可观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视角的研究 ,意在揭示 ,《故事新编》研究从游离于鲁迅创作研究体系之外到进入而得到发展 ,再从这一研究体系中剥离出来 ,确立切合自身特点的研究基础与框架而获得深化的发展趋向。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马克思主义历史人文解读

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在当时主导了一个反儒的潮流,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本文从马克思历史人文角度对这篇文章进行解读.以期来正确认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对其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思考：正确认识陈独秀所言“孔子之道”和现代化的不适应问题.在古代,儒家独立承担着培植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使命.现代社会中融入这种封建社会的价值理念,应如何取舍.在唯物质利益这种价值观充斥的现代社会中,在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世界有重要价值.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一幅沉重的历史画卷--论《药》的现实主义风格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形象逼真的细节描写,构成了一幅具有时代感的生动的艺术画面,也构成了《药》的现实主义风格特点.     

理解“制作历史”——《他者的历史》解读

《他者的历史》一书所提出的“制作历史”概念,代表了20世纪末人类学致力于“历史化”尝试的进程。人类学在经历了封闭的、静止的社会分析后,开始逐步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动态的文化研究实践。因此,在人类学者走入田野或社区时,必须审查“过往的历史”,对不同社会记忆过去和思考历史的模式加以辨析和反思。     

论《剪灯新话》的艺术特色

明代瞿佑《剪灯新话》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继承唐人传奇的艺术经验与优秀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无论在故事情节敷衍、谋篇布局、语言锤炼以及讽刺、隐喻、象征等表现手法上,还是在处理真实与虚幻的关系上,均取得了新的成就。大量诗文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小说显得相当雅驯。《剪灯新话》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模式与素材。     

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再认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揭示了30年代末欧洲国际关系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导致苏德由对立走向暂时的联合。苏德双方签约的动机是不同的,但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本文在举出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客观地评析了这一条约的签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