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上,“跨越”是比较文学学科扩张的一个显著标签,既包括比较文学发展早期对于语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也包括其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学边界的跨越.与之伴生的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其核心是如何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之道,则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及发展方向的“转向”,其中两次重大的转向就是从早先的文学史研究转向诗学研究,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由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比较文化研究.“跨越”一“危机”一“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发展的中心线索,其揭示的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移动性质,在给我们当下判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激烈论争带来了困难的同时,也无疑为我们理性地看待比较文学未来学科发展走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从“历史形态学”到“文艺形态论”--并论比较文学的“世界文艺关系观”

本文借助人类“文明形态论”成果,特别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通过对之进行汲取与改造,建构起一种“文明形态论”框架下的“文艺形态论”。当把“文艺形态论”挪移至比较文学研究时,一种“平行研究”的形构便自然地呈现出来。“文艺形态论”与“平行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暗含着比较文学的重要原理;比较文学者所执持的“世界文艺关系观”是左右比较文学研究形貌的隐形之手。     

个体论视角下比较文学的“两个比较”

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但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依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梳理或界定,其中的主要根源是传统研究的“总体论”取向.通过开辟一种有别于传统研究的路径,即“个体论”取向,依据“观念”与“方法”的关联性(即两者之间的相生性与疏离性),可将“比较”分为“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他律性比较”是指与“观念”相生的“比较”；“自律性比较”是指与“观念”疏离的“比较”.对“两个比较”的揭示,使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得到一次学理性的朗照.     

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兼谈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宗旨与理论向度

我们在这里不想从经院派的角度谈比较文学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概念归属问题,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每一个在一定水准线上的作家、作品都是在东、西、古、今文化交融中的审美创造,都在比较文学的范畴之内,也只有在文化比较中才能够得到较为确切、全面的观察与评价.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比较?亦即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宗旨是什么?再深一层次的问题是我们根据什么来比较,亦即比较文学的理论依据与文化向度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在几个不同的作家与作品间找出一些不同点与共同点,而不知这样的认识与结论对于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有什么作用,那将使比较文学研究陷入繁复而混杂的思维瘫痪状态而停滞不前.     

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跨文明阐释

中国文化经历了多次的文化转型与文化重构 ,每一次原创文化的再阐释 ,都在文化还原中促进了文化发展。中国原创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跨文明阐释有三大互动体系 :古今文明体系 ,东西文明体系 ,俗雅文明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化复兴的另一重联系是 ,比较文学研究有三大理论前提与学术原则 ,亦是文化复兴与人文发展的三大定律 :一是要有文学自觉自律的历史文化自觉与独立学科及发展规律可循 ;二是要有跨文明整合的跨文化、跨学科互动体系 ;三是要有文化变革、文明重构的还原与复兴、转型与重构。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 ,不仅需要比较文学的跨文明整合及学科群的建设与发展 ,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学术探讨的深入。中国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是互动同步的一个开放结构 ,“引外融中”“借西改中”“用他构中”是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三重境界。文化转型、文化变革、文化复兴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知识力量与文化力量。     

跨文化对话：新世纪比较文学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比较文学已走过世纪的历程,它随着中外文学与文化对话的开始而启始,随着中外文学与文化对话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初,鲁迅以其《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开拓了国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先例,并首次确立了‘有在审己,亦必知人”的对话原则。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中外文化和文学对话的风气,造就了中国比较文学勃兴的土壤。切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便在中国兴起了。1921年,“中国第一位比较文学教授”吴便先生从美国哈佛学成归来,在南京原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比较文学的课程“中西诗…     

比较诗学在中国

“诗学”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后来西方一直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的别名,因此“诗学”可以等同于“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近年来,比较文学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便提了出来。它的对象是两个国家、两种民族以上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在于探寻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比较诗学”也叫“共同诗学”。一中国“比较诗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鲁迅在他的文章中通过比较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研究了文学的作用。他指出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由于政治上的衰微带来     

比较文学的转向与新世纪全球化学术

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界鼎力推介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大致内涵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各大人文社会学科分支,首先是传统文学理论和狭义比较诗学,然后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再后是文化哲学和国际文化政治等广义比较诗学。享有这种广泛综合性的批评理论,显然构成了与比较文学二而合一的知识新局。与其用危机论、取消论来喻指比较文学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困境、困惑,不如将批评理论当成比较文学的自然生成,二者在从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推演到帝国主义文化全球化格局再到后现代世界体系重建的现代世界历史路径中,既相与同谋又相与创生,有望成为20世纪全球化学术的基地和归宿。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中国的比较文学与美国的比较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生气勃勃,并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的比较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世人瞩目的。它迅速地进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的学术视野并参与了理论争鸣,且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既然比较文学早在80年代的中国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它既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同时也具有跨越学科和学术领域之特征,目前它的一个重点就是中西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整个人文学科都受到冲击和挑战时,比较文学在中国依然有着相当的活力,并与世界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在近几年里在学科建制上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此外,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前沿理论课题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和拓展,从而使得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完全有能力从本土文化的视角出发参与国际性的理论争鸣和对话,并发出日益强劲的声音。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内部继法国学派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比较文学研究学派.在对比较文学的定位上,美国学派反对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文学史的范围,将文学批评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上,美国学派不满足于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局限于“事实关联”的影响研究,倡导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的“平行研究”,并旗帜鲜明地把“文学性”确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顺应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发展方向和变化现实,其对比较文学的积极拓展和深远影响是值得肯定的.     

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

三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比较学者韦勒克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自那以后,危机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着比较文学.当然,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危机”的涵义不同.韦勒克所说的“危机”,指比较文学第一阶段过分注重文学外部的因果和事实联系,忽视文学内在性和审美本质的实证主义倾向;此后二十余年间.比较文学的危机又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开始向漫无边际的文化领域扩展,从而混淆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概念,使比较文学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比较学者的危机感.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1993年写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中说“在一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我国比较学者谢天振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比较文学“to be or not to be”的质询,他们的议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最典型的表述.     

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的必然性与异质性问题

库恩用“范式”理论分析了科学的常规时期与革命时期,而比较文学也符合这种范式.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运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将比较文学精确化、规范化,基本确立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但也因此出现了范式内不能解决的“反常”现象.后来美国学派又在“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之内暂时地解决了法国学派的“反常”现象,确立起了平行研究模式,但与法国学派一样再次将比较文学置入危机的深渊.结合李凯尔特对现实的哲学分析,不仅论证了“自然科学的元范式”追求同质化的本质,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学派所提倡的“异质性”的合理性.因此中国学派的探索完全能够摆脱法美学派的范式束缚,将比较文学引向一条健康规范的发展道路.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当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上存在四大误区:异同论、学科论、比附论与扩展论。比较文学学者要注重解决以下五个问题:更清晰地认识与准确地理解中外文学特点;探讨其他学科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建立具有整体性的世界文学观念;建立与完善面对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共同诗学,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建立平台。只有有效地回答与解决了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才能迎来开阔与自由的发展前景。     

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论一种比较文学观的建立

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兴盛,既有世界文化发展的原因,又有世界文学发展的根据。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胸怀,换句话说,比较文学研究在宏观上必须具有世界文化意识和世界文学意识。这既是比较文学研究应有的理论品格和思维特性,同时又是“比较文学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样,探讨与把握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形成、发展的基本特点,对于建立一种适应于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比较文学观,树立     

新辩证观念:中国比较文学与多元文化对话

在当代文化多元论与文化一体论并存的状况下 ,中国比较文学应在不同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建立新的辩证观念。这种观念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辩证观点 ,同时又参酌西方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与发展 ,从而形成一种对于差异与同一关系的新理解。这一原则在比较文学研究中 ,将超越形式逻辑的同异之比 ,并建立关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体的新观念。这种新辩证观念的建立可以使中国比较文学在走向世界时 ,具有自己的学科基本观念 ,并在多元文化的时代使之获得新的发展     

论比较文学的“贫困”及其根源——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思考

比较文学从19世纪兴起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然而围绕着比较文学的涵义、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争论却从未间断。虽然世界各国的相关理论家都励精图治,但这些争论仍未得到统一。原因是比较文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学理上的局限性和缺陷,也就是说,都错把手段当目的,没有抓住比较文学的真正要义所在——比较的目的和意义的学理研究。理论体系的学理缺陷导致了比较文学始终与“贫困”相伴。只有弥补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缺陷,也就是找到其应有的目的和意义,才能让比较文学研究脱离“贫困”。     

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

自从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第一次用“比较文学”命名他的专著.到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回顾这一百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应该说由于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几乎以泯灭亚、非、拉各民族文化特色为己任.在比较文学极为兴盛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ederic Loliee)就曾在他那部名著《比较文学史》中公开作出结论:     

比较文学研究刍议

(一) “比较文学”这个概念自一八二九年维勒曼(A.F.Villemain 1790—1870)在巴黎大学讲学采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经波折和论争,至今还没有被大家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史①;有的学者认为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界线”亦即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民族的文学②;还有的学者把社会、哲学、艺术、宗教等都看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人认为是     

中国比较文学寻根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性的文学研究,其产生有赖于“人类意识”和“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但全球化会使“人类”和“世界”都染上西方色彩。中国比较文学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虽然得到了一些新的养分,却失去了较多自身特有的一些东西,失去了自己原创的民族化的声音。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西式背景上的,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知识质态、谱系上都是西方的时,中国比较文学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之“根”。面对比较文学的无边与无根,寻根就是寻找存在的家园。跨文明研究,着眼于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群龙无首”与“世界公民的心态”——试论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从本世纪初开始萌芽 ,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 2 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就其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来说 ,可以说基本上还囿于基于“自我中心主义”之上的“刺激———反映”的框架和模式之中 ,还未来得及或未能充分意识到自身观念的建构之必要。在这世纪之交 ,我们有理由提出“中国比较文学观念建构”这一命题。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 ,当务之急是建构“世界公民的心态” ,即不分民族、不分东西、不分优劣的人类一家、“世界大同”的心态 ,平等对话、双向沟通的心态 ,以对话代替对抗 ,以人类总体观念代替民族中心主义。建构世界公民心态的理论资料 ,可借鉴《易经》的价值取向 :“用九 ,见群龙无首 ,吉” ,“天德不可为首也”。《易经》倡导的“群龙无首” ,乃“保合太和”之气 ,乃万物融融、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充满生机的和谐之气。以此和合的义理为指归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就能展开有效的对话和沟通